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
作者：雍正皇帝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迭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译文】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后，供词中说了“君与臣之间的伦常关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没有不同的。湖南百姓习性强悍，乱贼奸党犯罪被充发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语，造成朝廷圣德声名阻塞郁结，不能遍布沾润”等言语。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古时候便有这种说法。
朕对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来都是抚爱亲如子女一样。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动上天理气相和，连年五谷丰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习性浇薄强悍，乖张怨嗟之气，干冒上天而被谴责，招致灾患时时发作，荒歉屡屡降临。朕多次施加恩泽，像子女一样抚绥的百姓，不可尽举，还不能把朕视为抚爱自己的君王吗？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争先趋赴官府公差，是因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泽，已浸润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国家公事，都是献纳忠心，竭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忠诚恳切。试问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独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泽吗！即使根据曾静前番供词中所说，圣祖皇帝归天之时，也曾经哭泣悲哀，持丧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顾念到朕的身上吗！世间人情在亲戚朋友之间，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义深厚，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犯了过失，就必然曲意为他遮掩袒护；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被人毁谤议论，就必然全力为他辨白解说。何况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呢！你对于朕，绝对没有忍心于指责贬斥的道理，更何况是听了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没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诬蔑、毁谤，竟敢妄行悖逆之事，还能说有人的良心吗！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情深如父子关系，如今假使有人诬蔑曾静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有人捏造其母亲有淫秽的行为，曾静闻知后，能忍心不与他们辨说吗？能忍心不去察问流言的虚实真伪吗？或者是不察问其事的虚实，便将自己的父母亲诋毁唾骂一番，并且著书立说到处传扬吗？你说自己被往来湖南的乱贼奸党所散布的流言蜚语煽透迷惑，可奸党乱贼发配往来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等逆贼奸党的语言！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被他们煽诱迷惑的，独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静之流，一听到乱贼奸党的流言蜚语，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与常人不同吗？并且所谓的“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种说法，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世间生民中大的伦理纲常，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对于做君王的来说，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这个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断然不会有将抚绥作为虐害的。我对湖广等地已尽了抚爱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静之流竟视我如仇敌了。至于曾静被中原和边远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说所诱惑，是因为往昔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我曾读明代洪武皇帝的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护百姓、防护边患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由于明太祖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民间的财富，全国为此疲敝不堪，但灭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贤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和防范之心，就是没有诚意。我既然以不诚对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诚回应于我，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来说，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近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
虽然当时蒙古人也有来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闲散之辈而已。如果因此便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当时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经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兴起于辽东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过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诚至信的准则，统御海内四方，使我朝倾心归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会被理解为篡夺窃位的恶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愈益昌明炽盛；明朝自万历、天启以后，却是更加微弱熄灭。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敌，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为华夏君主。世祖皇帝君临万千邦国，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为一统之国体，并东南极边远的番彝各部族都收归版图之内。自古以来，华夏中国的疆域，直到今日才这样开阔广大。凡是生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还将什么中原内外、华夏与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论可讲呢？曾静有什么辨说的话，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钦此。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译文】曾静供道：“我这弥天重犯本是山野无知之人，对人情事理没有一件能够通达的，自从获罪以来，只有战栗惶恐，等待以万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么话可以分辩？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讯问。反复细读旨意，字字句句讲得都是古代圣贤所未曾阐发过的道理，内中义旨蕴含精深弘博，已达到最高最广的境界。对我这弥天重犯来讲，实在没有一言一语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过。但自己思量当初的狂妄举动，处处都是因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错听信别人流言而引起的。论说人间的五种伦常，虽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实都出自于本来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应具备的。所以圣贤认为这是达道。只有其认为达道，因此贯通古今，遍传四海而没有差异。五伦当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伦常为更大。君与臣的关系虽然生自于义理，而合于人性；父与子的关系虽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实君臣之伦理，超过了父子的亲情。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其尊贵只在儿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万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贵与上天齐配，在万物之上。所以五伦中以君臣的关系为首要，而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应当尽的职责，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职位以天子自处，世间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计较，而为臣为民的，自身的生杀命运，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决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虽然圣贤说过：“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礼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两边似乎平等，其实不可互相期待。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为君王差使下臣以礼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报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说：“二者皆是天理当然之事，各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
推究“天理当然”这四个字，可见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为了报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应当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应当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谕所说的：“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当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岂能计较君王恩德的轻重呢！试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乱对待时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贤将它称赞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释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样，认为是达到了善行的极点。他说：“作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诚。”世间凡是不如商汤、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皇上谕旨说：“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并非正确的理论，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本是周武王准备讨伐殷纣王时誓师的权宜之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圣贤认为可行之事，但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义理而已。当初也并非他们乐于要做此事，而认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汤、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乱失德，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验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然而，圣贤心中，到底是不满意这种行为，始终难免以此而惭愧，岂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辈所得到的借口！因为圣贤当时的处境是正常的，经义到此已经穷绝，事理的趋势不得不变化，所以就顺其天时地利时对昏君实施裁制，不得已而为，以使古今的通义接续上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大贤的人不能应用。所以圣贤对此也没有说个可否，空悬此理于天地间，而不敢轻易许上学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亲情而剖析分示，推论出这个道理，也使我这弥天重犯闻知了从没有听说的事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迭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迭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译文】现在回忆思想我皇上爱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样，对我们赤子百姓抚爱安绥，本来就不分山西、湖广，而山西百姓民风醇厚良善，湖广百姓民俗浇薄强悍，多次烦劳皇上圣虑忧念，屡屡施沛皇恩厚德，以尽抚爱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谦光，圣孝诚笃，深仁厚泽，都归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见湖南的百姓，不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思量忠顺事从朝廷；即使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应当奉公献纳，尽守职分，以竭尽自己的忠心。何况作臣民的要自身正义，处于朝廷覆盖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抚绥其臣民，臣民却不可不敬仰拥戴其君王呢！思量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虽然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够抵偿万剐之罪，又有什么言语可以解脱辩解！更何况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丧服尽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尽忠孝顺呢？
今皇上明旨讯问到这里，虽然是木石也应当动心，何况这弥天重犯身存血气，能不割肝泣泪吗！心中所痛恨的，只因为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基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润，即被奸党流言所先传入，从此谣言连连不断，逐渐慢慢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谤语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种谣传传入耳中。而乱贼奸党们造谣毁谤，多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敌为仇之事。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把君王和父亲的伦常看得重大，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恩德，认准此义理，不觉透骨彻髓，只思念报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义士，于义理也应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轻妄地萌发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门之极刑而不推辞。
就是被惑于吕留良的谬论，在当时还属于第二、第三层含义。我自撰的叛逆书籍中虽然有些说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伦常看得重要，因此，以这些理由劝说岳钟琪而已。其实多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皇帝升天时，我持丧服尽哀祭奠，发自于天性良心。在当时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开众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竟然这样悲哀至深。原来自己也不想使别人得知，认为忠孝是读书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应尽的职责，怎敢希望别人知晓！一有使人知晓的心念，就是虚伪了。还能说有忠孝之心吗！
【原文】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
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
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译文】
前番供词之所以说到这些，只为我犯下如此重罪，心事未能轻易表明，因此讲出这些话作为证据而已，其实当初自己的一片赤诚恳切之心并没有说到。所以在当时，不是我已经全然死心，只因为受谮言流毒所害，忠心多贴紧于圣祖皇帝身上了。岂能想到我皇上大孝大德，本就是圣祖皇帝的同德嫡体并且更有光采呢！如果像我这样以毫无影响的流言蜚语，不察问真伪，便肆意诬蔑毁谤，揆度于君臣的义礼，本就同于父子的亲情。他人诬蔑我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捏造我的母亲有淫荡的行为，我的心情必然是不安，一定要查问清楚，为父母辩解，并且为他们掩护。而有人对皇上进行诬蔑捏造，自己便信以为真，漠然不予察问，比起对父母的情义，相差悬殊甚远，我这弥天重犯万死的罪行，实在是无法逃脱。但是，当初的轻举妄动，误听信谣言而认为是实情，也是因为圣祖皇帝的恩德已经深入了人心，作臣民的无不希望朝廷圣子圣孙能继承其大统。当时心中所想，认为处在今日，即使我皇上偶然有德行不如圣祖皇帝之处，民间的百姓们也必然会为其掩护，不忍心宣扬。今所闻听的这些传言，认为都出自于往来京城的人口中，并不是起于民间，因此妄自疑惑圣祖皇帝对人并没有仇怨，今日听到传闻的这些事，必然有其原因，何况天子本是四海天下的共同君主，世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心冒不良之名而肯造谣毁谤呢！这样我在当时，一是从来未经历过人世道路的倾险，不能识透人情有如何的变换诡诈；二是从未到过京师，不能闻知奸党乱贼如此阴险歹毒；三是皇上圣德高深，但湖山万里隔阻，不能及时遍传知晓。因这三件事不熟悉了解，以至于误听信了谮谤流言。
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乱贼奸党，流布于民间，也不是一处一路。除去充配发放广西的罪犯外，还有化名变迹，借巡游讲学为名的人。而他们诋毁诬蔑皇上圣德，多是从谈文论学入手的。山野愚民，又从哪里可以窥测清楚他们的底细来历呢？因此不知不觉便被他们蛊惑煽动。至于奸党乱贼获罪发配，所经过的省郡很多，也不止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些逆党的流言？却独自不能惑人是听，为什么只有湖南的奸民一听到蜚语，即生起叛逆之心？这奸党乱贼有心造谣惑众，多是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其心中空虚，流言就容易传入，其心中踏实，流言就容易被识破。之所以奸党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传布流言，是因为山西、河南等省离京都很近，往来的人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人人都能闻知，心中踏实而有主见。
只有湖南离京都遥远，往来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未能遍布浸润，山野僻谷闻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虚，自然容易被蛊惑煽诱了。这不是山西与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别，实在是所处的地理不同。
【原文】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译文】
至于皇上谕旨所说的华夏夷狄民族之分，推论出原就是由于往昔的历代君王不能实现中原内外一统成规，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起来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其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边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伟大啊！既与天地同为一体，又与天地所共用。对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与其相配对，不见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对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与其相比较，也不见得有多余的。
况且我皇上见解透彻汉、唐、宋、明几代诸多英明君主隐蔽委屈的作用，真如儿戏一般。不仅仅是德量齐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秋毫。此等境界，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少见到，而此等议论，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没有阐发过。假如不是我皇上所亲身经历，怎能辨别到如此至明之处！怎能包容到如此极深之处！又怎能阐发到如此至微至细之处！况且又将深入感化别人的道理，归结为一个诚”字，更俨然显露出天体的伟大了。只有上天至诚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诚至信，所以覆盖不分内外，感化而通达四方。因此《中庸》评诚信”时，必然推论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诚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与上天无异。
我当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统之盛世，凡上天覆盖之地，俱归于版图，所有的臣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岂能再有什么华夏夷狄内外之分！其义理到了最精深之处，品行到了最高尚之处，虽然是尧舜复生再起，也不能被赞颂于同样的言词，而我皇上不只是规模弘远，开创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广大，立设万事之成规。作为人君，如果不能够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强要分中原内外华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难堪羞愧，无地自容了。何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贤片言只语以混淆理学正论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义顺，德业大隆，真正是人间所没有，何其兴盛啊！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迭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译文】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后，供词中说了“君与臣之间的伦常关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没有不同的。湖南百姓习性强悍，乱贼奸党犯罪被充发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语，造成朝廷圣德声名阻塞郁结，不能遍布沾润”等言语。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古时候便有这种说法。
朕对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来都是抚爱亲如子女一样。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动上天理气相和，连年五谷丰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习性浇薄强悍，乖张怨嗟之气，干冒上天而被谴责，招致灾患时时发作，荒歉屡屡降临。朕多次施加恩泽，像子女一样抚绥的百姓，不可尽举，还不能把朕视为抚爱自己的君王吗？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争先趋赴官府公差，是因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泽，已浸润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国家公事，都是献纳忠心，竭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忠诚恳切。试问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独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泽吗！即使根据曾静前番供词中所说，圣祖皇帝归天之时，也曾经哭泣悲哀，持丧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顾念到朕的身上吗！世间人情在亲戚朋友之间，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义深厚，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犯了过失，就必然曲意为他遮掩袒护；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被人毁谤议论，就必然全力为他辨白解说。何况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呢！你对于朕，绝对没有忍心于指责贬斥的道理，更何况是听了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没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诬蔑、毁谤，竟敢妄行悖逆之事，还能说有人的良心吗！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情深如父子关系，如今假使有人诬蔑曾静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有人捏造其母亲有淫秽的行为，曾静闻知后，能忍心不与他们辨说吗？能忍心不去察问流言的虚实真伪吗？或者是不察问其事的虚实，便将自己的父母亲诋毁唾骂一番，并且著书立说到处传扬吗？你说自己被往来湖南的乱贼奸党所散布的流言蜚语煽透迷惑，可奸党乱贼发配往来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等逆贼奸党的语言！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被他们煽诱迷惑的，独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静之流，一听到乱贼奸党的流言蜚语，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与常人不同吗？并且所谓的“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种说法，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世间生民中大的伦理纲常，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对于做君王的来说，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这个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断然不会有将抚绥作为虐害的。我对湖广等地已尽了抚爱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静之流竟视我如仇敌了。至于曾静被中原和边远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说所诱惑，是因为往昔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我曾读明代洪武皇帝的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护百姓、防护边患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由于明太祖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民间的财富，全国为此疲敝不堪，但灭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贤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和防范之心，就是没有诚意。我既然以不诚对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诚回应于我，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来说，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近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
虽然当时蒙古人也有来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闲散之辈而已。如果因此便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当时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经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兴起于辽东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过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诚至信的准则，统御海内四方，使我朝倾心归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会被理解为篡夺窃位的恶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愈益昌明炽盛；明朝自万历、天启以后，却是更加微弱熄灭。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敌，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为华夏君主。世祖皇帝君临万千邦国，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为一统之国体，并东南极边远的番彝各部族都收归版图之内。自古以来，华夏中国的疆域，直到今日才这样开阔广大。凡是生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还将什么中原内外、华夏与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论可讲呢？曾静有什么辨说的话，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钦此。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译文】曾静供道：“我这弥天重犯本是山野无知之人，对人情事理没有一件能够通达的，自从获罪以来，只有战栗惶恐，等待以万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么话可以分辩？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讯问。反复细读旨意，字字句句讲得都是古代圣贤所未曾阐发过的道理，内中义旨蕴含精深弘博，已达到最高最广的境界。对我这弥天重犯来讲，实在没有一言一语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过。但自己思量当初的狂妄举动，处处都是因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错听信别人流言而引起的。论说人间的五种伦常，虽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实都出自于本来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应具备的。所以圣贤认为这是达道。只有其认为达道，因此贯通古今，遍传四海而没有差异。五伦当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伦常为更大。君与臣的关系虽然生自于义理，而合于人性；父与子的关系虽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实君臣之伦理，超过了父子的亲情。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其尊贵只在儿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万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贵与上天齐配，在万物之上。所以五伦中以君臣的关系为首要，而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应当尽的职责，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职位以天子自处，世间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计较，而为臣为民的，自身的生杀命运，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决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虽然圣贤说过：“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礼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两边似乎平等，其实不可互相期待。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为君王差使下臣以礼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报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说：“二者皆是天理当然之事，各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
推究“天理当然”这四个字，可见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为了报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应当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应当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谕所说的：“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当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岂能计较君王恩德的轻重呢！试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乱对待时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贤将它称赞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释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样，认为是达到了善行的极点。他说：“作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诚。”世间凡是不如商汤、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皇上谕旨说：“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并非正确的理论，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本是周武王准备讨伐殷纣王时誓师的权宜之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圣贤认为可行之事，但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义理而已。当初也并非他们乐于要做此事，而认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汤、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乱失德，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验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然而，圣贤心中，到底是不满意这种行为，始终难免以此而惭愧，岂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辈所得到的借口！因为圣贤当时的处境是正常的，经义到此已经穷绝，事理的趋势不得不变化，所以就顺其天时地利时对昏君实施裁制，不得已而为，以使古今的通义接续上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大贤的人不能应用。所以圣贤对此也没有说个可否，空悬此理于天地间，而不敢轻易许上学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亲情而剖析分示，推论出这个道理，也使我这弥天重犯闻知了从没有听说的事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迭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迭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译文】现在回忆思想我皇上爱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样，对我们赤子百姓抚爱安绥，本来就不分山西、湖广，而山西百姓民风醇厚良善，湖广百姓民俗浇薄强悍，多次烦劳皇上圣虑忧念，屡屡施沛皇恩厚德，以尽抚爱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谦光，圣孝诚笃，深仁厚泽，都归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见湖南的百姓，不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思量忠顺事从朝廷；即使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应当奉公献纳，尽守职分，以竭尽自己的忠心。何况作臣民的要自身正义，处于朝廷覆盖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抚绥其臣民，臣民却不可不敬仰拥戴其君王呢！思量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虽然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够抵偿万剐之罪，又有什么言语可以解脱辩解！更何况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丧服尽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尽忠孝顺呢？
今皇上明旨讯问到这里，虽然是木石也应当动心，何况这弥天重犯身存血气，能不割肝泣泪吗！心中所痛恨的，只因为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基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润，即被奸党流言所先传入，从此谣言连连不断，逐渐慢慢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谤语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种谣传传入耳中。而乱贼奸党们造谣毁谤，多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敌为仇之事。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把君王和父亲的伦常看得重大，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恩德，认准此义理，不觉透骨彻髓，只思念报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义士，于义理也应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轻妄地萌发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门之极刑而不推辞。
就是被惑于吕留良的谬论，在当时还属于第二、第三层含义。我自撰的叛逆书籍中虽然有些说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伦常看得重要，因此，以这些理由劝说岳钟琪而已。其实多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皇帝升天时，我持丧服尽哀祭奠，发自于天性良心。在当时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开众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竟然这样悲哀至深。原来自己也不想使别人得知，认为忠孝是读书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应尽的职责，怎敢希望别人知晓！一有使人知晓的心念，就是虚伪了。还能说有忠孝之心吗！
【原文】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
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
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译文】
前番供词之所以说到这些，只为我犯下如此重罪，心事未能轻易表明，因此讲出这些话作为证据而已，其实当初自己的一片赤诚恳切之心并没有说到。所以在当时，不是我已经全然死心，只因为受谮言流毒所害，忠心多贴紧于圣祖皇帝身上了。岂能想到我皇上大孝大德，本就是圣祖皇帝的同德嫡体并且更有光采呢！如果像我这样以毫无影响的流言蜚语，不察问真伪，便肆意诬蔑毁谤，揆度于君臣的义礼，本就同于父子的亲情。他人诬蔑我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捏造我的母亲有淫荡的行为，我的心情必然是不安，一定要查问清楚，为父母辩解，并且为他们掩护。而有人对皇上进行诬蔑捏造，自己便信以为真，漠然不予察问，比起对父母的情义，相差悬殊甚远，我这弥天重犯万死的罪行，实在是无法逃脱。但是，当初的轻举妄动，误听信谣言而认为是实情，也是因为圣祖皇帝的恩德已经深入了人心，作臣民的无不希望朝廷圣子圣孙能继承其大统。当时心中所想，认为处在今日，即使我皇上偶然有德行不如圣祖皇帝之处，民间的百姓们也必然会为其掩护，不忍心宣扬。今所闻听的这些传言，认为都出自于往来京城的人口中，并不是起于民间，因此妄自疑惑圣祖皇帝对人并没有仇怨，今日听到传闻的这些事，必然有其原因，何况天子本是四海天下的共同君主，世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心冒不良之名而肯造谣毁谤呢！这样我在当时，一是从来未经历过人世道路的倾险，不能识透人情有如何的变换诡诈；二是从未到过京师，不能闻知奸党乱贼如此阴险歹毒；三是皇上圣德高深，但湖山万里隔阻，不能及时遍传知晓。因这三件事不熟悉了解，以至于误听信了谮谤流言。
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乱贼奸党，流布于民间，也不是一处一路。除去充配发放广西的罪犯外，还有化名变迹，借巡游讲学为名的人。而他们诋毁诬蔑皇上圣德，多是从谈文论学入手的。山野愚民，又从哪里可以窥测清楚他们的底细来历呢？因此不知不觉便被他们蛊惑煽动。至于奸党乱贼获罪发配，所经过的省郡很多，也不止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些逆党的流言？却独自不能惑人是听，为什么只有湖南的奸民一听到蜚语，即生起叛逆之心？这奸党乱贼有心造谣惑众，多是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其心中空虚，流言就容易传入，其心中踏实，流言就容易被识破。之所以奸党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传布流言，是因为山西、河南等省离京都很近，往来的人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人人都能闻知，心中踏实而有主见。
只有湖南离京都遥远，往来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未能遍布浸润，山野僻谷闻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虚，自然容易被蛊惑煽诱了。这不是山西与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别，实在是所处的地理不同。
【原文】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译文】
至于皇上谕旨所说的华夏夷狄民族之分，推论出原就是由于往昔的历代君王不能实现中原内外一统成规，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起来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其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边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伟大啊！既与天地同为一体，又与天地所共用。对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与其相配对，不见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对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与其相比较，也不见得有多余的。
况且我皇上见解透彻汉、唐、宋、明几代诸多英明君主隐蔽委屈的作用，真如儿戏一般。不仅仅是德量齐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秋毫。此等境界，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少见到，而此等议论，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没有阐发过。假如不是我皇上所亲身经历，怎能辨别到如此至明之处！怎能包容到如此极深之处！又怎能阐发到如此至微至细之处！况且又将深入感化别人的道理，归结为一个诚”字，更俨然显露出天体的伟大了。只有上天至诚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诚至信，所以覆盖不分内外，感化而通达四方。因此《中庸》评诚信”时，必然推论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诚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与上天无异。
我当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统之盛世，凡上天覆盖之地，俱归于版图，所有的臣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岂能再有什么华夏夷狄内外之分！其义理到了最精深之处，品行到了最高尚之处，虽然是尧舜复生再起，也不能被赞颂于同样的言词，而我皇上不只是规模弘远，开创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广大，立设万事之成规。作为人君，如果不能够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强要分中原内外华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难堪羞愧，无地自容了。何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贤片言只语以混淆理学正论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义顺，德业大隆，真正是人间所没有，何其兴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