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选举考六
作者：马端临○贤良方正汉文帝二年，诏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正朕之不逮。”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贾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於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於政矣。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大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於四海，垂於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与贤士大夫游，故文帝视朝而受郎官止辇之言，驰坂而受袁盎揽辔之谏，盖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随事纳规，则未为无补，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时，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孔安国以儒者为侍中，特听掌御唾壶，则其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长孺，则帝虽雄暴，而所以礼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将军之上。盖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亲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后世此意不存，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虽辅弼股肱之臣，亦不过质明趋朝，鞠躬屏息，笏奏事，卑卑而前，数语即退，而所与游处亲密者，皆嬖幸近习之流耳。况贤良方正之士，脱迹草莱而观光上国，其视黄屋之后尘、重瞳之表，远在霄之上，势分隔而情意日疏，等威严而震怖易起，所谓临轩详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汉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时效忠谠乎？然则山所言愿少弛击狐伐兔之事，而讲求立经陈纪之计，诚为至当之论；至谓必使大臣不得预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然后可以建功业，则非古义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谓贤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极谏，以靡刂切上躬耳。今反为人主宴游射猎所蛊而坏之，则何以谓之贤良方正乎？汲黯、魏征之流，岂以日侍游猎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节乎？
又按：《晁错传》言：文帝时，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迁中大夫。错未举贤良时，己为太子家令，上书言事，帝赐玺书宠答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择於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则帝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尝有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谓：“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则其所以虚心诏访者，尤为恳恻。然观错所对，言“五帝神圣，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执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大概皆导谀纳谄之言，殊辜帝孜孜访求之本意，反不如为太子家令时所言劝农、备边之策为确实也。错在高第而所对如此，则其余百余人者可知。然则贤良方正负文帝，帝未尝负贤良方正也。孝武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辕固，帝初即位时，以贤良征，诸儒嫉毁，言固老，罢归之。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卫绾特使之书奏耳。建白大义，岂绾所能辨哉！
武帝年未二十，而奋然知所决择如此，可谓英主矣。然辕固以老而见弃，庄助以容悦见录，仲舒虽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举贤良一事考之，帝终身之得失皆可推矣。”元光五年，诏策贤良。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时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至是，复征贤良文学，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己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弘奏对。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
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按：《武帝本纪》言元光元年策贤良，所载制策与《公孙弘传》所载文小异。
弘对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纪又於制策之末称董仲舒、公孙弘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纪误。
弘初以贤良征为博士，后罢归，再以贤良征，方对策。然则贤良之未对策者，亦可以为博士欤？董仲舒、辕固亦皆先为博士，后举贤良。
按：西都贤良策之载於史者，晁、董、公孙、杜钦、谷永、杜邺而己。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异其对，而复再三询叩，得以罄其所学。弘素曲学，又值不称旨罢免之余，宜其姑为平缓无忤之说以取容，自不足责。晁错知治体，善议论，非弘之比，又遇谦恭好问之主如文帝，且己尝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时，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猝奉大对之比，乃谆复乎五帝神圣之说，赞颂不容口而略无建明，惜哉！钦、永阿王氏，论益卑矣。邺指陈外戚，讥切丁、傅，稍不负方正之名。王吉、贡禹之正大，朱、何武之刚方，必有嘉论，惜史逸其传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节郡国，举贤良。
五年，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
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有司者，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贤良、文学者，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九江祝生与其徒六十余人也。其建议之首曰：“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所疾苦。”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而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悉罢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之，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罢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於人国耳（贤良及大夫问难本末，见《征榷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地震，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诏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神爵四年，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陇西郡，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为京兆尹，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辟雅拜（行礼容拜也。辟犹盘旋也），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
孝成建始二年，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以日蚀、地震，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陨、孛见，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经对，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令公卿与内郡国共举）。
孝哀帝元寿元年正月，以日食，有诏令公卿大夫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等，察举贤良方正及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汉举贤良文学
晁错（以太子家令举，迁授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举，迁授江都相） 公孙弘（以博士举，迁博士待诏）
杜钦（以武库令举，迁授议郎）
严助（郡举，擢授中大夫）
朱（以博士举，迁授槐里令）王吉（以阳令举，迁授昌邑中尉）
贡禹（以博士举，迁授河南令）
魏相（郡卒史举，迁授茂陵令）
盖宽饶（以郎举，迁谏大夫） 孔光（以议郎举，迁授谏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举，待诏公车）杜邺（以凉州刺史举，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卒史举，迁授谏大夫）
辕固（以清河王太傅举，寻罢归里）
黄霸（以丞相长史举，迁扬州刺史）朱邑（以太守卒史举，迁大司农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七年四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川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诏：“公卿己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诏曰：“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五年闰三月，诏曰：“朕以不明，统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於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顺帝即位，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汉安元年二月，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冲帝即位，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永兴二年二月，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永康元年五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东汉举贤良文学
鲁丕（郡功曹举，迁议郎）申屠刚 苏章 李法 爰延 崔る 周燮（不就）刘瑜 荀淑 皇甫规 张奂 刘淑 刘焉
魏明帝青龙元年，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公、卿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挚虞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於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云云）。虞对毕，擢为太子舍人。阮种与诜、王康对贤良，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种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
按：试贤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於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唐制，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天子亲临观之，试己，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元宗开元八年，上亲策应制举人於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
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仍令有司设食。
石林叶氏曰：“汉举贤良，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余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者皆预选，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
而邪正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与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天宝十三载，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词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
制举试诗、赋自此始。宪宗元和元年，敕制举人试讫，有通夜纳策，计归不得者，并於光宅寺止宿，金吾卫使差人监引至宿所，切加句当，勿令喧杂。是年，策贤良，诏杨於陵、郑敬、李益、韦贯之同考核。贤良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权幸恶其诋讦，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为唱诽，贯之等皆坐贬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来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应科者既未必英才，而发问之目往往摘抉细隐，穷所难知，务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极谏之风替矣。要必深诏中外，精求方闻，有学行者勿令先献所业，直召至殿廷而亲策以当世之急务，与夫政事之阙失，使举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则就加任使，以合於尧舜奏言试功之举，则瑰玮杰特之才不困於簸扬淘汰，而国家收多士之实用矣。”文宗太和三年，贤良、前进士刘ナ对策切直，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辞激切，士林感动。考官冯宿、贾饣束、庞严等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议者不平。谏臣或将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同对李抗表请让官於ナ，不报。
按：既曰制科，则天子亲策之，亲览之，升黜之权，当一出於上。汉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於挚虞、阮种亦然。公孙弘所对，太常奏为下第，而帝擢为第一。盖汉世人主於试贤良，皆亲第其优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轩轾也。唐之制科，则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辈以直言忤权幸，则考官坐其累；而刘ナ所陈尤为忠愤鲠切，则自宰相而下皆不敢为之明白。虽是当时阉宦之势可畏，亦由素无亲览之事，故此辈得以劫制衡鉴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显庆二年，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干封元年，幽素科，苏、解琬、苗神容、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Г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漪及第。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温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卢绚、张文成、楮ギ、咸е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正、张敬及第。
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Г、卢怡、吕恂及第。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邻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卿、袁楚客及第；η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优科，李期、康子元、达奚及第。
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樊衡及第；高才沈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陶翰及第。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十三年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有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比、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邱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俯及第；孝弟力田闻於乡闾科，郑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为阝、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郑敬、魏弘简、沈回、田元佑、徐兖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丰、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於乡闾科，张浩及第。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绾、皇甫、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材、邱颖及第；博通坟典、通於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俯、沈传师、柴宿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三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饣束、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伸、杨俭、韦端符、舒元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丝、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宋混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
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邦，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
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邱赋於革车，并安人、重，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於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月，诏曰：“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於侧陋，求谠正於箴规，殿廷之，帝王亲试。其或大裨於国政，有益於时机，则必待以优恩，縻之好爵，拔奇取异，无尚於兹，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从近代，久废此科，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翘翘之楚多致於弃捐，皎皎之驹莫就於縻絷，遗才滞用，阙孰甚焉！应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年贡举人式例，差官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
宋朝之制，国初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对御策，试三千言，以文理俱优者中其选。
真宗咸平四年，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於内外京朝、幕府州县官、草泽中，各举贤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见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景德二年，诏：“复置博通坟典达於教化、才识兼茂明於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业可观，具名闻奏，朕将临轩亲试。”
时命两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读、待制重考。上犹虑遗才，令中书重详定讫，试论六首合格者以闻。大中祥符元年，时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
今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於是悉罢。
凡特旨试艺者，有於中书学士舍人院，或特遣官专试，所试诗、赋、论、策、颂、制诏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后，唯将命为知制诰者，方试制诰。东封及祀汾阴时，献文者多试业得官。仁宗天圣七年，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於教化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又武举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艺业於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
后数岁，李淑上书言：“吏部故事，选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试判三节，谓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亲策之，非其称矣。又所谓茂材异等，本求出类之隽也，而士之不利乡荐者，始出而应焉。臣以为此二者皆非国家求才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是罢书判拔萃科，令幕职州县官皆得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诸常试乡举被黜者，毋复应茂才异等科。其后十余年，又诏：自今制科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初，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隙。帝数称近岁制科得人，以育为贤，而询奏言：“自古灾异乃册贤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视进士之期。凡应此科者，至自称曰贤良方正，曰茂才异等，曰博通坟典，臣以为习扇浇浮，莫甚於此，可悉罢之。”而育复奏曰：“册贤良自晁错始，错非以灾异举也。”帝以育言为然，由是制科得不废，而特禁其自荐而已。
公是刘氏《杂说》曰：“夫自举之与人举之，所以厉世矫俗，岂可同日而语哉？今不惟进士自举而已，至於贤良方正亦自举也，岂不过乎！夫贤良，美称也；方正，善行也。古之当此名者，方将高卧潜处，不知羔雁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窥颜色、求便利而进矣。争门指，不足以谕其情；侧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态；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无乃其实与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贤良於进士矣，不知贤良之害於俗，甚於进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泽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闻之者，必争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农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则不独游手惰农而后争之，必将有舍业而往者矣，则兔小而鹿大故也。夫进士，兔也；贤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动贪利之心，而贤良之所动者多，可不慎哉！”石林叶氏曰：“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遂废。”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后熙宁，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绌之。”
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以为制科止於记诵，非义理之学，且进士已试策，与制科无异。乃诏罢之。
先时，秘阁考制科，陈彦古六论不识题语何出，字又不及数，准式不考。盖自秘阁试制科以来，未有如彦古空疏者。次年，乃罢制科。
哲宗元元年，复制科。
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三省言：“唐世取人，随事设科，其名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究其所试，皆异乎进士、明经。今既复旧科，纯用经术，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阙，先朝已尝留意，特科目未及设。”二年，诏立宏辞科，岁许进士登科者诣礼部请试，若见守官，须受代乃得试，率以春试上舍日附试，不自立院也。差官锁引，悉依进士，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所试者，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今体，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题，分二日试，试者虽多，取毋过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视，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辞格超异者，恩命临时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科举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不中率，许阙。仍不试檄书，增制诏，分二日试四题，其二以历代史事借拟为之，余以本朝典故或时事。宰臣执政亲属毋得试。
高宗绍兴元年，下诏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司讲求旧制，每科场年，命中丞、给、舍、谏议大夫、学士、待制三人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赃私罪人充）。先具词业（策、论共五十篇），缴送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三等，文理优长为上，次优为中，常平为下。次优已上并召赴阁试。岁九月，命学士、两省官考试於秘阁，御史监之，试六论（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题，差楷书祗应，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以试卷缴奏御前拆号，入四等以上者，召赴殿试。其日，上临轩亲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题，差初覆考、详定官。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垂帘、帏幕、青褥、紫案，差楷书祗应，内侍赐茶果。对策先引出处，然后言事。第三等为上，恩数视廷试策第一人；第四等为中，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视廷试第四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与簿、尉差遣。以上并谓白身者，若有官人，则进一官与升擢。
旧制，六论於正文及注疏内出题。至是，有司请除疏义勿用。
七年，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一人。吕祉举选人胡铨，江藻举布衣刘度，上即日除铨枢密院编修官，而度不果召。孝宗干道元年，诏令尚书、两省、谏议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仍具词业缴进。
苗昌言奏：“国初尝立三科，景德增而为六。仁宗皇帝时，李景请依景德故事，亲策贤良秘阁，六论专取《六经》及问时务，其史传注疏乞不条问。帝亦以为问隐奥观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乱，有补阙政。又诏以景德六科定为制举之目，俾少卿、监已上奏举内外京朝官；增置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为十科，并许布衣应诏。於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辈出焉。其立法宽，故得士广也。自绍兴复科，三岁一下诏，垂四十年，未闻有一介魁垒豪杰之士出应制书，岂盛治之世无其人耶？盖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求之不广，而来者有隔尔。臣请参稽前制，岁下诏，权於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追复天圣十科，开广荐扬之路，振起多士积年委靡之气，太平之治不难立也。”上诏礼部集馆职、学官议之，皆曰：“注疏诚可略，科目不必广。天下之士屏处山林，滞迹遐远，侍从之臣岂能尽知？伏见国初制科，上命监司、守臣解送。干德中，以无人应制，许直诣阁门请应。若依干德故事，恐起侥幸，请如国初之制。”诏可。
先是，翰林学士汪应辰以眉山布衣李应诏，上览其文称奖，命依格召试，会有沮之者，不果试。是岁，宰相虞允文为上言之，始依元独试故事，命翰林学士王严、起居舍人李彦颖考试，参详六论凡五通，上喜曰：“继自今其必有应诏者矣。”十一月，上亲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复御殿引见，赐制科出身，授节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誊写为册进御及德寿宫，并焚进诸陵。淳熙四年，李之弟塾复举贤良方正，而近习又恐制科之攻己，其摇沮焉。会台州赵汝愚举姜凯，信守唐仲友举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马万顷应诏。上问辅臣：“召试贤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对曰：“昨李止独试。若数人，须分优劣。”既而监察御史潘纬言：“制科不过三事，一、缴进词业，二、试六论，三、对制策。而进卷率皆宿著，廷策岂无素备，惟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若罢注疏而复以四通为合格，则与应进士举，一场试经义五篇者何异？”乃诏增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誊录如故事。所试六论，后二日，试院言：
“文卷多不知题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尽，有仅及二通者。”上命赐束帛罢之，举者周必大等皆放罪。旧试六题，一明一暗。时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国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诏罢注疏出题。於是郡国举庄治、滕{山成}，试六论皆四通，而考官颜师鲁以其文理平凡，不应近制，又罢之。自是荐绅重於特举，山林耻於自耀，α然而起者鲜矣。
自李之后，制科无合格者。又三十余年，永康何致者，为郡守陈缵馆客，缵入朝荐之，有旨召试。会同荐者滕{山成}、杜富遭忧不赴诏，须服阕并召。致躁急，欲先得试，缵介苏师旦言之韩胄，得内批如所请，中书缴还，后又为台谏论其进论中言“伊尹始负尧舜之道，而终为天下开凌犯之端”之语为诋诬，坐罢归。辛未岁，致以吴挺荐召，又为台臣所论，乃勒归乡增修所学焉。
叶论制科曰：“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
自明道、景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举无可用，此科举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於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举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遍，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科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策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策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岁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密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岁以策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泛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且士之猥多，无甚於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惟无益而反有害也。”
巽岩李氏《制科题目编序》曰：“阁试六论，不出於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岂真多能哉？斯执事者优容之也。逮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淮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尚肯复游其乎？彦古区区，昧於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耳。传注义疏之么么纤微且不及知，矧惟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后止。
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於元，廑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於彦古故邪？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己；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甚至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应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於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后，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各数十百题，具如别录。亦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於博奕云耳，实非制科本意也。因书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难者六论，然所谓四通、五通者中选，所谓准式不考者闻罢，则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盖与明经墨义无以异矣。况有博闻强记如巽岩者，聚诸家奇僻之书，掇其可以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收拾，殆无所遗，然则浅学之士，执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贤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
科目取人之弊，一至於此！然观《邵氏闻见录》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荐富郑公，富公辞以未习，范公曰：“已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馆。”以是观之，所谓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编之类是也。以富公异时之德业如许，然应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习焉，则亦未必能中选。东坡作《张文定公墓铭》言：“天下大器，非力兼万人，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万人之英？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盖所以夸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为制科，不过如此，则二公之所蕴蓄抱负，此岂足以知之乎？
◎博学宏辞科绍兴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於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试人先投所业三卷，朝廷降付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遇科场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每次所取不得过五人，若人才有余，临时取旨，具合格字号，同真卷缴纳中书看详。推恩则例比旧制更加优异，以三等取人：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大观中，有词学兼茂科，建炎初犹有应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复科以来，所得鸿笔丽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绍兴中，得十有七人；隆兴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绍熙，一人；开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览其文，叹曰：“此洪皓子邪？父在远，能自立，忠义报也。”即以遵为秘书省正字，适为枢密院编修官。词科即入馆自遵始。后三岁，洪迈继之。
真德秀、留元刚应选，有司书德秀卷曰“宏而不博”，书元刚卷曰“博而不宏”。
宁宗喜其文，命俱异等。其后有司值郡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或降旨升擢而已。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宏词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於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戍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曰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叶论宏词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於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於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於实用，凡王安石之与神宗往反极论，至於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术，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己任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己自绝於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於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己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贾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於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於政矣。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大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於四海，垂於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与贤士大夫游，故文帝视朝而受郎官止辇之言，驰坂而受袁盎揽辔之谏，盖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随事纳规，则未为无补，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时，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孔安国以儒者为侍中，特听掌御唾壶，则其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长孺，则帝虽雄暴，而所以礼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将军之上。盖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亲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后世此意不存，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虽辅弼股肱之臣，亦不过质明趋朝，鞠躬屏息，笏奏事，卑卑而前，数语即退，而所与游处亲密者，皆嬖幸近习之流耳。况贤良方正之士，脱迹草莱而观光上国，其视黄屋之后尘、重瞳之表，远在霄之上，势分隔而情意日疏，等威严而震怖易起，所谓临轩详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汉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时效忠谠乎？然则山所言愿少弛击狐伐兔之事，而讲求立经陈纪之计，诚为至当之论；至谓必使大臣不得预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然后可以建功业，则非古义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谓贤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极谏，以靡刂切上躬耳。今反为人主宴游射猎所蛊而坏之，则何以谓之贤良方正乎？汲黯、魏征之流，岂以日侍游猎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节乎？
又按：《晁错传》言：文帝时，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迁中大夫。错未举贤良时，己为太子家令，上书言事，帝赐玺书宠答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择於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则帝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尝有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谓：“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则其所以虚心诏访者，尤为恳恻。然观错所对，言“五帝神圣，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执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大概皆导谀纳谄之言，殊辜帝孜孜访求之本意，反不如为太子家令时所言劝农、备边之策为确实也。错在高第而所对如此，则其余百余人者可知。然则贤良方正负文帝，帝未尝负贤良方正也。孝武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辕固，帝初即位时，以贤良征，诸儒嫉毁，言固老，罢归之。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卫绾特使之书奏耳。建白大义，岂绾所能辨哉！
武帝年未二十，而奋然知所决择如此，可谓英主矣。然辕固以老而见弃，庄助以容悦见录，仲舒虽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举贤良一事考之，帝终身之得失皆可推矣。”元光五年，诏策贤良。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时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至是，复征贤良文学，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己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弘奏对。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
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按：《武帝本纪》言元光元年策贤良，所载制策与《公孙弘传》所载文小异。
弘对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纪又於制策之末称董仲舒、公孙弘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纪误。
弘初以贤良征为博士，后罢归，再以贤良征，方对策。然则贤良之未对策者，亦可以为博士欤？董仲舒、辕固亦皆先为博士，后举贤良。
按：西都贤良策之载於史者，晁、董、公孙、杜钦、谷永、杜邺而己。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异其对，而复再三询叩，得以罄其所学。弘素曲学，又值不称旨罢免之余，宜其姑为平缓无忤之说以取容，自不足责。晁错知治体，善议论，非弘之比，又遇谦恭好问之主如文帝，且己尝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时，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猝奉大对之比，乃谆复乎五帝神圣之说，赞颂不容口而略无建明，惜哉！钦、永阿王氏，论益卑矣。邺指陈外戚，讥切丁、傅，稍不负方正之名。王吉、贡禹之正大，朱、何武之刚方，必有嘉论，惜史逸其传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节郡国，举贤良。
五年，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
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有司者，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贤良、文学者，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九江祝生与其徒六十余人也。其建议之首曰：“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所疾苦。”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而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悉罢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之，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罢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於人国耳（贤良及大夫问难本末，见《征榷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地震，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诏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神爵四年，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陇西郡，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为京兆尹，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辟雅拜（行礼容拜也。辟犹盘旋也），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
孝成建始二年，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以日蚀、地震，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陨、孛见，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经对，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令公卿与内郡国共举）。
孝哀帝元寿元年正月，以日食，有诏令公卿大夫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等，察举贤良方正及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汉举贤良文学
晁错（以太子家令举，迁授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举，迁授江都相） 公孙弘（以博士举，迁博士待诏）
杜钦（以武库令举，迁授议郎）
严助（郡举，擢授中大夫）
朱（以博士举，迁授槐里令）王吉（以阳令举，迁授昌邑中尉）
贡禹（以博士举，迁授河南令）
魏相（郡卒史举，迁授茂陵令）
盖宽饶（以郎举，迁谏大夫） 孔光（以议郎举，迁授谏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举，待诏公车）杜邺（以凉州刺史举，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卒史举，迁授谏大夫）
辕固（以清河王太傅举，寻罢归里）
黄霸（以丞相长史举，迁扬州刺史）朱邑（以太守卒史举，迁大司农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七年四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川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诏：“公卿己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诏曰：“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五年闰三月，诏曰：“朕以不明，统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於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顺帝即位，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汉安元年二月，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冲帝即位，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永兴二年二月，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永康元年五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东汉举贤良文学
鲁丕（郡功曹举，迁议郎）申屠刚 苏章 李法 爰延 崔る 周燮（不就）刘瑜 荀淑 皇甫规 张奂 刘淑 刘焉
魏明帝青龙元年，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公、卿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挚虞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於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云云）。虞对毕，擢为太子舍人。阮种与诜、王康对贤良，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种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
按：试贤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於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唐制，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天子亲临观之，试己，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元宗开元八年，上亲策应制举人於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
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仍令有司设食。
石林叶氏曰：“汉举贤良，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余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者皆预选，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
而邪正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与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天宝十三载，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词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
制举试诗、赋自此始。宪宗元和元年，敕制举人试讫，有通夜纳策，计归不得者，并於光宅寺止宿，金吾卫使差人监引至宿所，切加句当，勿令喧杂。是年，策贤良，诏杨於陵、郑敬、李益、韦贯之同考核。贤良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权幸恶其诋讦，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为唱诽，贯之等皆坐贬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来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应科者既未必英才，而发问之目往往摘抉细隐，穷所难知，务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极谏之风替矣。要必深诏中外，精求方闻，有学行者勿令先献所业，直召至殿廷而亲策以当世之急务，与夫政事之阙失，使举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则就加任使，以合於尧舜奏言试功之举，则瑰玮杰特之才不困於簸扬淘汰，而国家收多士之实用矣。”文宗太和三年，贤良、前进士刘ナ对策切直，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辞激切，士林感动。考官冯宿、贾饣束、庞严等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议者不平。谏臣或将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同对李抗表请让官於ナ，不报。
按：既曰制科，则天子亲策之，亲览之，升黜之权，当一出於上。汉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於挚虞、阮种亦然。公孙弘所对，太常奏为下第，而帝擢为第一。盖汉世人主於试贤良，皆亲第其优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轩轾也。唐之制科，则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辈以直言忤权幸，则考官坐其累；而刘ナ所陈尤为忠愤鲠切，则自宰相而下皆不敢为之明白。虽是当时阉宦之势可畏，亦由素无亲览之事，故此辈得以劫制衡鉴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显庆二年，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干封元年，幽素科，苏、解琬、苗神容、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Г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漪及第。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温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卢绚、张文成、楮ギ、咸е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正、张敬及第。
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Г、卢怡、吕恂及第。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邻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卿、袁楚客及第；η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优科，李期、康子元、达奚及第。
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樊衡及第；高才沈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陶翰及第。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十三年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有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比、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邱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俯及第；孝弟力田闻於乡闾科，郑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为阝、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郑敬、魏弘简、沈回、田元佑、徐兖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丰、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於乡闾科，张浩及第。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绾、皇甫、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材、邱颖及第；博通坟典、通於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俯、沈传师、柴宿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三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饣束、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伸、杨俭、韦端符、舒元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丝、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宋混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
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邦，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
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邱赋於革车，并安人、重，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於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月，诏曰：“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於侧陋，求谠正於箴规，殿廷之，帝王亲试。其或大裨於国政，有益於时机，则必待以优恩，縻之好爵，拔奇取异，无尚於兹，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从近代，久废此科，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翘翘之楚多致於弃捐，皎皎之驹莫就於縻絷，遗才滞用，阙孰甚焉！应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年贡举人式例，差官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
宋朝之制，国初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对御策，试三千言，以文理俱优者中其选。
真宗咸平四年，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於内外京朝、幕府州县官、草泽中，各举贤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见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景德二年，诏：“复置博通坟典达於教化、才识兼茂明於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业可观，具名闻奏，朕将临轩亲试。”
时命两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读、待制重考。上犹虑遗才，令中书重详定讫，试论六首合格者以闻。大中祥符元年，时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
今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於是悉罢。
凡特旨试艺者，有於中书学士舍人院，或特遣官专试，所试诗、赋、论、策、颂、制诏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后，唯将命为知制诰者，方试制诰。东封及祀汾阴时，献文者多试业得官。仁宗天圣七年，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於教化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又武举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艺业於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
后数岁，李淑上书言：“吏部故事，选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试判三节，谓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亲策之，非其称矣。又所谓茂材异等，本求出类之隽也，而士之不利乡荐者，始出而应焉。臣以为此二者皆非国家求才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是罢书判拔萃科，令幕职州县官皆得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诸常试乡举被黜者，毋复应茂才异等科。其后十余年，又诏：自今制科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初，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隙。帝数称近岁制科得人，以育为贤，而询奏言：“自古灾异乃册贤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视进士之期。凡应此科者，至自称曰贤良方正，曰茂才异等，曰博通坟典，臣以为习扇浇浮，莫甚於此，可悉罢之。”而育复奏曰：“册贤良自晁错始，错非以灾异举也。”帝以育言为然，由是制科得不废，而特禁其自荐而已。
公是刘氏《杂说》曰：“夫自举之与人举之，所以厉世矫俗，岂可同日而语哉？今不惟进士自举而已，至於贤良方正亦自举也，岂不过乎！夫贤良，美称也；方正，善行也。古之当此名者，方将高卧潜处，不知羔雁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窥颜色、求便利而进矣。争门指，不足以谕其情；侧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态；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无乃其实与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贤良於进士矣，不知贤良之害於俗，甚於进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泽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闻之者，必争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农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则不独游手惰农而后争之，必将有舍业而往者矣，则兔小而鹿大故也。夫进士，兔也；贤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动贪利之心，而贤良之所动者多，可不慎哉！”石林叶氏曰：“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遂废。”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后熙宁，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绌之。”
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以为制科止於记诵，非义理之学，且进士已试策，与制科无异。乃诏罢之。
先时，秘阁考制科，陈彦古六论不识题语何出，字又不及数，准式不考。盖自秘阁试制科以来，未有如彦古空疏者。次年，乃罢制科。
哲宗元元年，复制科。
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三省言：“唐世取人，随事设科，其名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究其所试，皆异乎进士、明经。今既复旧科，纯用经术，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阙，先朝已尝留意，特科目未及设。”二年，诏立宏辞科，岁许进士登科者诣礼部请试，若见守官，须受代乃得试，率以春试上舍日附试，不自立院也。差官锁引，悉依进士，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所试者，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今体，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题，分二日试，试者虽多，取毋过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视，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辞格超异者，恩命临时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科举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不中率，许阙。仍不试檄书，增制诏，分二日试四题，其二以历代史事借拟为之，余以本朝典故或时事。宰臣执政亲属毋得试。
高宗绍兴元年，下诏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司讲求旧制，每科场年，命中丞、给、舍、谏议大夫、学士、待制三人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赃私罪人充）。先具词业（策、论共五十篇），缴送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三等，文理优长为上，次优为中，常平为下。次优已上并召赴阁试。岁九月，命学士、两省官考试於秘阁，御史监之，试六论（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题，差楷书祗应，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以试卷缴奏御前拆号，入四等以上者，召赴殿试。其日，上临轩亲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题，差初覆考、详定官。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垂帘、帏幕、青褥、紫案，差楷书祗应，内侍赐茶果。对策先引出处，然后言事。第三等为上，恩数视廷试策第一人；第四等为中，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视廷试第四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与簿、尉差遣。以上并谓白身者，若有官人，则进一官与升擢。
旧制，六论於正文及注疏内出题。至是，有司请除疏义勿用。
七年，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一人。吕祉举选人胡铨，江藻举布衣刘度，上即日除铨枢密院编修官，而度不果召。孝宗干道元年，诏令尚书、两省、谏议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仍具词业缴进。
苗昌言奏：“国初尝立三科，景德增而为六。仁宗皇帝时，李景请依景德故事，亲策贤良秘阁，六论专取《六经》及问时务，其史传注疏乞不条问。帝亦以为问隐奥观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乱，有补阙政。又诏以景德六科定为制举之目，俾少卿、监已上奏举内外京朝官；增置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为十科，并许布衣应诏。於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辈出焉。其立法宽，故得士广也。自绍兴复科，三岁一下诏，垂四十年，未闻有一介魁垒豪杰之士出应制书，岂盛治之世无其人耶？盖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求之不广，而来者有隔尔。臣请参稽前制，岁下诏，权於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追复天圣十科，开广荐扬之路，振起多士积年委靡之气，太平之治不难立也。”上诏礼部集馆职、学官议之，皆曰：“注疏诚可略，科目不必广。天下之士屏处山林，滞迹遐远，侍从之臣岂能尽知？伏见国初制科，上命监司、守臣解送。干德中，以无人应制，许直诣阁门请应。若依干德故事，恐起侥幸，请如国初之制。”诏可。
先是，翰林学士汪应辰以眉山布衣李应诏，上览其文称奖，命依格召试，会有沮之者，不果试。是岁，宰相虞允文为上言之，始依元独试故事，命翰林学士王严、起居舍人李彦颖考试，参详六论凡五通，上喜曰：“继自今其必有应诏者矣。”十一月，上亲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复御殿引见，赐制科出身，授节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誊写为册进御及德寿宫，并焚进诸陵。淳熙四年，李之弟塾复举贤良方正，而近习又恐制科之攻己，其摇沮焉。会台州赵汝愚举姜凯，信守唐仲友举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马万顷应诏。上问辅臣：“召试贤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对曰：“昨李止独试。若数人，须分优劣。”既而监察御史潘纬言：“制科不过三事，一、缴进词业，二、试六论，三、对制策。而进卷率皆宿著，廷策岂无素备，惟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若罢注疏而复以四通为合格，则与应进士举，一场试经义五篇者何异？”乃诏增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誊录如故事。所试六论，后二日，试院言：
“文卷多不知题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尽，有仅及二通者。”上命赐束帛罢之，举者周必大等皆放罪。旧试六题，一明一暗。时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国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诏罢注疏出题。於是郡国举庄治、滕{山成}，试六论皆四通，而考官颜师鲁以其文理平凡，不应近制，又罢之。自是荐绅重於特举，山林耻於自耀，α然而起者鲜矣。
自李之后，制科无合格者。又三十余年，永康何致者，为郡守陈缵馆客，缵入朝荐之，有旨召试。会同荐者滕{山成}、杜富遭忧不赴诏，须服阕并召。致躁急，欲先得试，缵介苏师旦言之韩胄，得内批如所请，中书缴还，后又为台谏论其进论中言“伊尹始负尧舜之道，而终为天下开凌犯之端”之语为诋诬，坐罢归。辛未岁，致以吴挺荐召，又为台臣所论，乃勒归乡增修所学焉。
叶论制科曰：“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
自明道、景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举无可用，此科举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於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举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遍，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科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策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策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岁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密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岁以策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泛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且士之猥多，无甚於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惟无益而反有害也。”
巽岩李氏《制科题目编序》曰：“阁试六论，不出於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岂真多能哉？斯执事者优容之也。逮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淮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尚肯复游其乎？彦古区区，昧於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耳。传注义疏之么么纤微且不及知，矧惟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后止。
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於元，廑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於彦古故邪？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己；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甚至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应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於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后，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各数十百题，具如别录。亦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於博奕云耳，实非制科本意也。因书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难者六论，然所谓四通、五通者中选，所谓准式不考者闻罢，则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盖与明经墨义无以异矣。况有博闻强记如巽岩者，聚诸家奇僻之书，掇其可以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收拾，殆无所遗，然则浅学之士，执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贤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
科目取人之弊，一至於此！然观《邵氏闻见录》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荐富郑公，富公辞以未习，范公曰：“已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馆。”以是观之，所谓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编之类是也。以富公异时之德业如许，然应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习焉，则亦未必能中选。东坡作《张文定公墓铭》言：“天下大器，非力兼万人，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万人之英？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盖所以夸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为制科，不过如此，则二公之所蕴蓄抱负，此岂足以知之乎？
◎博学宏辞科绍兴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於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试人先投所业三卷，朝廷降付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遇科场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每次所取不得过五人，若人才有余，临时取旨，具合格字号，同真卷缴纳中书看详。推恩则例比旧制更加优异，以三等取人：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大观中，有词学兼茂科，建炎初犹有应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复科以来，所得鸿笔丽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绍兴中，得十有七人；隆兴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绍熙，一人；开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览其文，叹曰：“此洪皓子邪？父在远，能自立，忠义报也。”即以遵为秘书省正字，适为枢密院编修官。词科即入馆自遵始。后三岁，洪迈继之。
真德秀、留元刚应选，有司书德秀卷曰“宏而不博”，书元刚卷曰“博而不宏”。
宁宗喜其文，命俱异等。其后有司值郡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或降旨升擢而已。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宏词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於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戍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曰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叶论宏词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於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於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於实用，凡王安石之与神宗往反极论，至於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术，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己任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己自绝於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於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己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