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职役考二
作者：马端临○历代乡党版籍职役
元元年二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有之，自余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未闻有破产者。其乡户衙前所以破产者，盖由山野愚戆之人，不能事，或因水火损破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於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更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也。故自行免役以来，富者差得自宽，而穷者困穷日甚。又监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以希恩赏，此农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为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入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官物，勒正身赔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官中百事无不修举。其见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虽号重难，近来条贯颇为优假，诸公使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若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赔备亦少於向日。若犹以衙前为力难独任，即乞依旧於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放其助役钱令逐州桩管，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不同，乞指挥下诸路转运司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本司类聚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
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仆射蔡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共之。故同进呈。知枢密院章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数而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不无疏略未备。所言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闻奏。”从之。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既得旨依奏，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如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苏辙言：“京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显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日限，辄敢差人监勒，於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害成法。乞赐行遣，以示惩戒。”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请复差乡户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则免侵陷，在私亦脱刑祸。宜独可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矣。其於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受役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而有司奉行过当，通计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十余万贯石。先帝圣意，固自有在，今日所当追探其意，以兴长世无穷之利。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如退滩、户绝、没纳之类，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盖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利。诏并送详定所。
右司谏苏辙言：“复行差役，其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其自是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不纳者耳。向使止用官卖坊场一色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
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若立定中价，不许添，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办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
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苦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於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卖邪，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今椿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见今在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长，不可遵用。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迓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役法所以役法难尽猝就，择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一役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宁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於法许用者仍以支用外，并椿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九月，诏：“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等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减五分，余户下此悉免之，输仍自元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早迓送餐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钱助用；而有余，封椿以备不时之须。”
七年，尚书省言：“近者参行差募之法，闻州县奉诏不谨，以致差徭轻重失当，或役人有所赔备，或占留役钱不尽雇募。”诏运使、提刑司申饬，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闻。二月，诏：“应差诸县手力，如合一乡休役皆不及三年者，得用助役钱募人为之，既终一役，别有及三年者，复行差法。”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近奏乞修完政，以塞异同之议，其一谓诸州衙前。
臣请先论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实。盖定差乡户，人有家业，欺诈逃亡之，比之雇募浮浪，其势必少，此则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乡户，必有避免纠决，比至差定，州县吏乞取不赀。及被差使，先入重难，若使雇募惯熟之人费用一分，则乡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子不了，由此破荡家产。嘉以前，衙前之苦，民极畏之，此则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愿，自非惯熟，必不肯投，州县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当，动知空便，费亦有常，虽经重难，自无破产之患，此则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产单薄，侵盗之，必甚於乡差，熙宁以来，多患於此，此则雇衙前之也。然则差衙前之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则官府之有法可止。何者？嘉以前，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许免其余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诸州衙前例得实户，则所谓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窃谓虽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是以易贡为助，易助为彻，要以因时施宜，无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役次之名：
衙前 散从 承符 弓手户 耆户长 壮丁
熙宁雇役所取之钱：
坊场 当役户 坊郭户 官户 女户 单丁 寺观 内坊场系官钱，当役户以下系取之於民，谓之“六色钱”。
取民六色之钱，益以系官坊场钱，充雇役之用，而尽蠲衙前以下诸役，熙宁之法也。以坊场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诸役仍复输差民户，而尽蠲六色之钱，元之法也。然元复差役之初，议者不同，故有弓手许募曾充有劳效者指挥，则所谓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钱虽曰罢征，继而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自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并减五分，余户下此悉免之，则所谓雇役之钱，元未尝尽除也。自是诸贤於差雇之议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宁尽除差法，明立雇议，而当时无状官吏，尚且免役之钱而不尽支给，假他役之名而重复科差，况元差雇兼行，议论反复，则此免役六色之钱，其在官者不肯尽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时复征以入官，固其势也。颍滨所谓所在役钱宽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东坡所谓六色钱以免役取，当於雇役乎尽之，然后名正而人服。皆至当之论。绍圣元年，帝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何不便邪？”
右司谏朱勃言：“输钱免役，固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投募，不必给雇者。苟详为裁省，则人情无有不便。”诏付户部详议。
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椿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复置提举官。九月，用户部言，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
其后，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
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
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轻；虽轻，未尝不应募也，则重不若轻。”户部尚书蔡京言：“详谔所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是谓元丰不如元，乞行贬黜。”谔坐黜知广德军。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四月，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掐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
崇宁元年，尚书省言：“民户既输钱免役，岂可复差？前书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取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为利也。乞诏常平司候丰衍日，具此制奏而蠲之。”四年，臣僚言：“州县户簿等累经改造，故增减失实。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税多寡均敷役钱。”户部尚书许几言：“州县户众而役少，则敷钱止於第三等；或户少而役多，则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计家业税钱，不用等第，概以田亩均敷役钱，则失输钱代役之意。”其议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於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视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官户役钱，旧法比民户减半。今来诏置弓手，以御暴防患，官户所赖犹重，欲令官户役钱更不减，而民户比旧役钱量增三分，专椿管以助养给。”从之。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椿庸钱以助给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拘入总制窠名焉。臣僚言：“州县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乞行拘收。”户部看详：“州县典吏雇钱若不支给，窃恐无以责其廉谨，难以施行。其乡村耆、户长依法系保正、长轮差，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诸路常平司，将绍兴五年分州县所支雇钱，依经制钱例分季发付行在。敢隐匿侵用，并依擅支上供钱法。”从之。
按：役钱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雇役之直或给或否，中兴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说，尽取之耳。今乃谓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又谓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夫当役者岂有不肯请雇钱之理？而不行支给则州县之过，朝廷所尝觉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经制之窠名，所谓“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
四年，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村三十户，每料轮差甲头一名，催纳租税、免役等分物。
既而言者谓甲头不便者有五：一，小户丁少，催科不办。二，旧每都保正、长才四人，今甲头凡三十一人，破产者必众。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内废农业者凡六十人，则通一路有万万人不容力穑。四，甲头皆耕夫，既不识官府，且不能与形势豪户争立，所差既多，争诉必倍。於是甲头不复差，而耆、户长役钱因不复给。保正、副 十大保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内通选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应，主一都盗贼烟火之事，大保长一年替，保正、小保长二年替。户长催一都人户夏秋二税，大保长愿兼户长者，输催纳税租，一税一替，欠数者后料人催。以上系中兴以后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谓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谓之“白脚”。
孝宗隆兴二年，诏：“诸充保正、副，依条只令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如违，许令越诉，知县重行黜责，守、ヘ各坐失觉察之罪。”
以言者谓近来州县违法，保内事无巨细，一一责办，至於承受文引、催纳税役、抱佃宽剩、修葺铺驿、置买军器、科卖食盐，追扰赔备，无所不至，一经执役，家业随破，故有是命。
干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户既有限田，往往假名寄产。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选物力高强官户与民户通差，则役户顿增，下户必无偏差之害。乞此后官户合雇人代役。”诏依，令两浙路先次遵行。
宁宗庆元五年，右谏议大夫张奎言：“乞行下州县，保正止许当本都贼盗、斗殴、烟火公事，不许非泛科配；户长止许专一拘催都内土著租税，不许抑勒代纳逃绝官物，违者官吏重罚。”从之。又臣僚言：“户长催纳苗税，内有逃绝之家户籍如故，见存之户恃顽拖欠，为户长者迫於期限，不免与之填纳。虽或经官陈诉，而乃视为私债，不与追理，势单力穷，必至破荡，此户长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县，如有恃顽拖欠之徒，即与严行追断，仍勒还代输之钱，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从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范言：“民赀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产之家，其输役钱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财，而又俾之执二年之役，是为重复。乞参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县，姑於役人从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输，役满输钱如故。”从之。
役起於物力，物力有升降，升降不ゾ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於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赀产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赀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
然当时推排之，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余，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於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惟受产之家，有司详於税契而略於割税，倘为之令曰“交易固以税契为先后，亦以割税为得业，虽已税契，而不割税，许出产人告，以业还见纳税人”，则人孰有不割税者乎？此亦所以救役法之也）。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户物力如买扑坊场，别无产业，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产物力，即并就一多处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邻乡者，并归烟爨处。又有散在别县数乡者，各随县分并归一里为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则绍兴十四年臣僚奏请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为白脚。必差遍上三等户，方许於得替人轮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处，即从递年体例选差。淳熙十六年，两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几疏数得中。
庆元元年，徐谊尽破秉之说，专用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议。而议者又谓：“物力有高下之殊，乡都有宽狭之异。其折倍之法，可以为宽乡之便，以贻狭乡之害；可利宽乡之中户，以困狭乡多产之家。如以宽乡言之，自物力五百贯而上累至二千贯者，则三倍五百贯之家矣。其在富室，虽使之四年一役，亦未为过。若狭乡自物力一百贯而上积至於四百贯，亦谓之三倍，所谓四百贯之户曾不及宽乡之中产，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轻重灼然矣。”於是从耿秉之议，务要宽乡、狭乡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脚，则庆元五年臣僚奏谓：“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亩，才已分析，便令各户充役，则前役未苏而后役踵至，实为中产之害，须以其分后物力参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脚，充应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许将未分前充过役次，於各户名下批朱，理为役脚，与都内得替人比并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选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一十顷，九品五顷）。封赠官子孙差役同编户（谓父母生前无曾任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应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及曾经省试人，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庶几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为女户，无夫、子，则生为女户。死为绝户。女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坑冶户遇采打矿宝，免本身诸般差役。盐、亭户家产及二等以上，与官户、编户，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绍兴十七年七月指挥蠲免。民兵、万弩手免户下三百亩税赋及诸般差役，不及三百亩辄隐他人田亩，许人告。湖北、京西民义勇第四等户，与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将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文州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凡募人充役，并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故停军人及曾系公人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复追正身。募人不管於雇役之家，非理需索，或凭藉官司之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纠之罚。且保正、副所职，在於烟火、盗贼、桥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赋租，备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执役者每患参役有钱，知县到罢有地理钱，时节参贺有节料钱，官员过都、醋库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扰，透漏禁物之责，捕盗出限之罚，催科填代之费，承月追呼之劳；至於州县官吏收买公私食用及土产所有，皆其所甚惧也。若夫户长所职，催夏税则先期借绢，催秋税则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绝之户，又令填纳，凡此之，皆上之所当察也。高宗皇帝身履艰难，在河朔亲知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至中兴而大备。干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助役户轮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风义，为易乡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广。而当时浮议胥动，多有伺其隙而败其谋者，淳熙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为法意圆备。
及朱文公熹亦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上户、官户、寺观出田以充义役，善矣。其有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钱买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计会减缩，所出殊少。其下户今既被出田，将来不免役，无缘复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贫民以资上户，此一未尽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纳先后之，亦未免有不公之，将来难施刑罚，转添词诉，此二未尽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目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后，贫者或富，富者或贫，临事未免致争讼，此三未尽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轮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轮充夏秋户长。上户安逸而下户陪费，此四未尽善也。”固尝即此四未尽善者而求之，盖始倡义役者，多乡闾之善士，惟恐当时议之未详而虑之未周。及踵接义役者，未必皆乡闾之善士，於是其日开，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其气力足以凌驾，乃私差役之权。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无所考，而雇募人亦不与置；置必受约束、任驱使於义首者，可以教号乡曲，厌酒肉而有余，否则佣钱不支，而当役者困矣。是以虐贫而优富，凌寡而暴孤。
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尽善之，固如此也。
水心叶氏《义役跋》曰：“保正、长法不承引帖、催二税，今州县以例相驱，诃系鞭挞，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预醵钱给费，逆次第其先后，以应期会，名曰义役，然则有司失义甚矣。余尝问为保正者，曰费必数百千；保长者，日必百余千，不幸遇意外事，费辄兼倍，少不破家荡产，民之恶役，甚於寇雠。余尝疑之，官人以牧养百姓为职，当洁身驭吏，除民疾苦。且追则有期，约日以集，使贿必行，应追者任之可也。民实有产，视税而输，使赋必重，应输者任之可也。
保正、长会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费数百千及百余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荡产乎？
且此钱合而计之，岁以千百巨万，既不归公上，官人知自爱，又不敢取，谁则有此？余欲以其言为妄，然余行江、淮、闽、浙、洞庭之南北，盖无不为此言者矣。呜呼！此有司之所宜陈者也。余忝为长吏，不得为令佐自试其术，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惨然。因孙君《义役》书成，辄题於后，以告其得为者。”
按：差役，古法也，其也，差设不公，渔取无艺，故转而为雇。雇役，熙宁之法也，其也，庸钱白输，苦役如故，故转而为义。义役，中兴以来，江、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诸究之法也，其也，豪强专制，寡弱受凌，故复反而为差。
盖以事体之便民者观之，雇便於差，义便於雇，至於义而复有，则末如之何也已。窃尝论之，古之所谓役者，或以起军旅，则执干戈、胄锋镝而后谓之役；或以营土木，则亲畚锸、疲筋力然后谓之役。夫子所谓“使民以时”，《王制》所谓“岁不过三日”，皆此役也。至於乡有长，里有正，则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然则天子之与里胥，其贵贱虽不侔，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其在成周，则五家设比长，二十五家设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则曰闾胥（掌二十五家。六乡），曰ガ长（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族师（掌一百家。
六乡），曰鄙师（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党正（掌五百家。六乡），曰县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长（掌二千五百家。六乡），则中大夫也。周时，邻里乡党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汉时，乡亭之任，则每乡有三老、孝悌、力田，掌观导乡里，助成风俗。每亭有亭长、啬夫，掌听狱讼、收赋税。又有游徼，掌巡禁盗贼。亦皆有禄秩，而三老、孝悌、力田为尤尊，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古之所谓复除者，复其繇戍耳，如三老，盖亦在复除之科。然则谓三老为役可乎）。尝以岁十月赐酒肉，或赐民爵一级，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二级；赐民帛一匹，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三四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为郡，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至於张敞、朱博、鲍宣、仇香之徒为显宦有声名，然其猷为才望，亦皆见於为亭长、啬夫之时。盖上之人爱之重之，未尝有诛求无艺、迫胁不堪之举；下之人亦自爱自重，未尝有顽钝无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汉以来，虽叔季昏乱之世，亦未闻有以任乡亭之职为苦者也。隋时，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词讼，而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诏集议，而众多是德林，遂废不置。然则隋时乡职或设或废，本无关於理乱之故，而其所以废者，盖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轻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时，观监察御史韩琬之疏，然后知乡职之不愿为，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士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也）。唐宣宗时，观大中九年之诏，然后知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差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於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自是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於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然则差役之名，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於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谓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盖服役於比、闾、族、党之官者也。苏文忠公谓自杨炎定两税之后，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钱？然不知唐之所谓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乡职之谓也。二公盖亦习闻当时差役之名，但见当时差役之贱，故立论如此，然实则误举以为比也。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皆非古义也。成周之事远矣，汉之所以待三老、啬夫、亭长者，亦难以望於后世。如近代则役法愈，役议愈详。元讲明差雇二法，为一大议论，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为者，费重破家耳。苏黄门言，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长习见官司，吏虽欲侵渔，无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凡百侵扰，当复如故。以是言之，则其所以必行雇役者，盖虽不能使充役之无费，然官自任雇募之责，则其役与民不同，而横费可以省；虽不能使官吏之不贪，然民既出雇募之费，则其身与官无预，而贪毒无所施。此其相与防闲之术，虽去古义远甚，然救时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丰言其不便者，则谓差役有休歇之时，而雇役则年年出费；差役有不及之户，而雇役则户户征钱，至有不愿输钱而情愿执役者。盖当时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费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钱为不便。又当时各州县所征雇役钱，除募人应役之外，又以其余者充典吏俸给之用，又有宽剩钱可以备凶旱赈救。可以见当时充役之费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钱可以备此三项支用也。若夫一承职役，羁身官府，则左支右吾，尽所取办，倾倒廪不足赔偿，役未满而家已罄，事体如此，则雇役之法岂复可行，雇役之金岂复能了？然则此法所以行之熙、丰而民便之，元诸君子皆以为善者，亦当时执役之费本少故也。礼义消亡，贪饕成俗，为吏者以狐兔视其民，睥睨朵颐，惟恐堕阳之不早；为民者以寇戎视其吏，潜形匿影，日虞怀璧之为殃。上下狙伺，巧相计度，州县专以役户之贫富为宦况之丰杀，百姓亦专以役籍之系否验家道之兴衰。於是民视乡亭之职役如蹈汤火，官又以复除之说要市於民，以取其赀。其在复除之科者，苟延岁月，而在职役之列者，立见虚耗，虽有智者，不能为谋矣。所谓正本澄源之论，必也朝廷以四维励士大夫，饩廪称事，无俾有多藏之恶；士大夫以四维自励，力行好事，稍能以泽物存心。然后锄奸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备，以养其事力。赋敛之簿书必核，无使代逋欠之输；勾呼之期会必明，使受稽慢之罚。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爱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护其腹心，劬劳不惮。既无困苦之忧，不作避免之念，则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义之纷纷哉？不然，举三代以来比、闾、族、党之法所以联属其民，上下相维者，反藉为厉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说矣。
○复除
周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之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舍，役除，不收役事也。贵，若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复除也。老者，谓若今八十、九十复羡卒也。）
《旅师》：凡新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新徙来者复之也）。《均人》：
凶札则无力政（“政”读作“征”）。
《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乡；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给其徭役）。
五十不从力政（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於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诸侯为民，以其亲徙，当须复除，但诸侯地宽役少，故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大夫之家邑，大夫役多地狭，故期不从政）。
汉高祖二年，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乡三老、县三老，复勿徭戍。
五年，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军吏卒赐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七年，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八年，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
十一年，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三岁。丰人徙关中者，皆复其身。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十二年，诏吏二千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以沛为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请复丰，乃并复丰，比沛。又诏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无与他事。
惠帝四年，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
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募民守塞皆赐高爵，复其家（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复一人）。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
三年，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四年，复诸刘有属籍者，家无所与。
景帝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给米粟为糜。鬻，之六反），为复子若孙，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登礼中岳，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崇高，为之奉邑，独给祠，复无有所与。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终身复。
桑弘羊请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时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调发之士益鲜。
宣帝地节二年，诏：“博陆侯功德茂盛，复其后，世世母有所与，功如萧相国。”
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且勿算事。
地节四年，诏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送终，尽其子道。
元康元年，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诏复济阳二年徭役（帝生於济阳，故复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顿县，赐吏人，复南顿岁租一岁。父老叩头言，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
二十年，复济阳县徭役六岁。
三十年，复济阳县徭役一岁。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愿蒙优复。”诏曰：“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桓帝永康元年，复博陵、河二郡，比丰、沛。
灵帝光和六年，复长陵县，比丰、沛。
徐氏曰：“按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之谓也。然西京时，或以从军，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经，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后，以至民产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给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复，其美意至多。至东都所复，不过济阳、元氏、南顿数邑，为天子之私恩矣。”
按：《周官》及《礼记》所载周家复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汉则并赋税除之，岂汉之法优於周乎？曰：非也。盖赋税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则皆受之於官。
其在复除之例者，如所谓贵者、贤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禄以代耕，未尝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谓老者、疾者，则不能耕而不复给以田，且仰常饩於官者也。所谓新氓之迁徙者，则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数色之人，既元无田，则何有於赋税？故只除其征役。至汉，则田在民，官不执授受之柄，亦无复应受与不应受之法矣，故在复除之例者，并除其赋役也。然汉以后则官户之有荫，至单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则有之，亦不复闻有除税之事矣。魏黄初元年之后，始开太学。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
王褒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褒为属。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笔已四十年。”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邱令以为见已，整衣出迎之於门，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揖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役外蕃人，一年还者给复三年，二年者给复四年，三年给复五年。又诏诸宗姓未有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元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给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为蠲使，岁再遣之。
白履忠召拜朝散大夫，乞还。吴竞谓之曰：“子素贫，不г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唐制：诸司捉钱户，皆给牒蠲免徭役（详见《杂征榷门》）。
宋真宗皇帝干兴元年，臣僚上言官势户及将校衙前占田避役之害（见《差役门》）。
仁宗时，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州以为言，遂诏出家者须落为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宁四年，颁募役法於天下。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
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子孙於法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按：自熙宁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势以至僧道、单丁该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输钱，无所谓复除矣。然数者之输钱，轻重不等，其详见《户役门》，兹更不备录。
中兴以后，差役之法，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详并见《户役门》）。
元元年二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有之，自余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未闻有破产者。其乡户衙前所以破产者，盖由山野愚戆之人，不能事，或因水火损破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於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更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也。故自行免役以来，富者差得自宽，而穷者困穷日甚。又监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以希恩赏，此农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为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入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官物，勒正身赔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官中百事无不修举。其见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虽号重难，近来条贯颇为优假，诸公使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若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赔备亦少於向日。若犹以衙前为力难独任，即乞依旧於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放其助役钱令逐州桩管，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不同，乞指挥下诸路转运司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本司类聚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
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仆射蔡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共之。故同进呈。知枢密院章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数而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不无疏略未备。所言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闻奏。”从之。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既得旨依奏，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如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苏辙言：“京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显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日限，辄敢差人监勒，於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害成法。乞赐行遣，以示惩戒。”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请复差乡户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则免侵陷，在私亦脱刑祸。宜独可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矣。其於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受役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而有司奉行过当，通计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十余万贯石。先帝圣意，固自有在，今日所当追探其意，以兴长世无穷之利。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如退滩、户绝、没纳之类，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盖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利。诏并送详定所。
右司谏苏辙言：“复行差役，其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其自是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不纳者耳。向使止用官卖坊场一色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
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若立定中价，不许添，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办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
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苦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於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卖邪，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今椿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见今在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长，不可遵用。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迓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役法所以役法难尽猝就，择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一役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宁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於法许用者仍以支用外，并椿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九月，诏：“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等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减五分，余户下此悉免之，输仍自元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早迓送餐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钱助用；而有余，封椿以备不时之须。”
七年，尚书省言：“近者参行差募之法，闻州县奉诏不谨，以致差徭轻重失当，或役人有所赔备，或占留役钱不尽雇募。”诏运使、提刑司申饬，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闻。二月，诏：“应差诸县手力，如合一乡休役皆不及三年者，得用助役钱募人为之，既终一役，别有及三年者，复行差法。”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近奏乞修完政，以塞异同之议，其一谓诸州衙前。
臣请先论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实。盖定差乡户，人有家业，欺诈逃亡之，比之雇募浮浪，其势必少，此则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乡户，必有避免纠决，比至差定，州县吏乞取不赀。及被差使，先入重难，若使雇募惯熟之人费用一分，则乡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子不了，由此破荡家产。嘉以前，衙前之苦，民极畏之，此则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愿，自非惯熟，必不肯投，州县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当，动知空便，费亦有常，虽经重难，自无破产之患，此则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产单薄，侵盗之，必甚於乡差，熙宁以来，多患於此，此则雇衙前之也。然则差衙前之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则官府之有法可止。何者？嘉以前，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许免其余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诸州衙前例得实户，则所谓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窃谓虽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是以易贡为助，易助为彻，要以因时施宜，无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役次之名：
衙前 散从 承符 弓手户 耆户长 壮丁
熙宁雇役所取之钱：
坊场 当役户 坊郭户 官户 女户 单丁 寺观 内坊场系官钱，当役户以下系取之於民，谓之“六色钱”。
取民六色之钱，益以系官坊场钱，充雇役之用，而尽蠲衙前以下诸役，熙宁之法也。以坊场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诸役仍复输差民户，而尽蠲六色之钱，元之法也。然元复差役之初，议者不同，故有弓手许募曾充有劳效者指挥，则所谓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钱虽曰罢征，继而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自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并减五分，余户下此悉免之，则所谓雇役之钱，元未尝尽除也。自是诸贤於差雇之议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宁尽除差法，明立雇议，而当时无状官吏，尚且免役之钱而不尽支给，假他役之名而重复科差，况元差雇兼行，议论反复，则此免役六色之钱，其在官者不肯尽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时复征以入官，固其势也。颍滨所谓所在役钱宽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东坡所谓六色钱以免役取，当於雇役乎尽之，然后名正而人服。皆至当之论。绍圣元年，帝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何不便邪？”
右司谏朱勃言：“输钱免役，固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投募，不必给雇者。苟详为裁省，则人情无有不便。”诏付户部详议。
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椿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复置提举官。九月，用户部言，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
其后，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
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
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轻；虽轻，未尝不应募也，则重不若轻。”户部尚书蔡京言：“详谔所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是谓元丰不如元，乞行贬黜。”谔坐黜知广德军。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四月，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掐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
崇宁元年，尚书省言：“民户既输钱免役，岂可复差？前书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取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为利也。乞诏常平司候丰衍日，具此制奏而蠲之。”四年，臣僚言：“州县户簿等累经改造，故增减失实。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税多寡均敷役钱。”户部尚书许几言：“州县户众而役少，则敷钱止於第三等；或户少而役多，则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计家业税钱，不用等第，概以田亩均敷役钱，则失输钱代役之意。”其议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於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视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官户役钱，旧法比民户减半。今来诏置弓手，以御暴防患，官户所赖犹重，欲令官户役钱更不减，而民户比旧役钱量增三分，专椿管以助养给。”从之。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椿庸钱以助给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拘入总制窠名焉。臣僚言：“州县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乞行拘收。”户部看详：“州县典吏雇钱若不支给，窃恐无以责其廉谨，难以施行。其乡村耆、户长依法系保正、长轮差，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诸路常平司，将绍兴五年分州县所支雇钱，依经制钱例分季发付行在。敢隐匿侵用，并依擅支上供钱法。”从之。
按：役钱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雇役之直或给或否，中兴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说，尽取之耳。今乃谓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又谓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夫当役者岂有不肯请雇钱之理？而不行支给则州县之过，朝廷所尝觉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经制之窠名，所谓“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
四年，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村三十户，每料轮差甲头一名，催纳租税、免役等分物。
既而言者谓甲头不便者有五：一，小户丁少，催科不办。二，旧每都保正、长才四人，今甲头凡三十一人，破产者必众。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内废农业者凡六十人，则通一路有万万人不容力穑。四，甲头皆耕夫，既不识官府，且不能与形势豪户争立，所差既多，争诉必倍。於是甲头不复差，而耆、户长役钱因不复给。保正、副 十大保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内通选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应，主一都盗贼烟火之事，大保长一年替，保正、小保长二年替。户长催一都人户夏秋二税，大保长愿兼户长者，输催纳税租，一税一替，欠数者后料人催。以上系中兴以后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谓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谓之“白脚”。
孝宗隆兴二年，诏：“诸充保正、副，依条只令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如违，许令越诉，知县重行黜责，守、ヘ各坐失觉察之罪。”
以言者谓近来州县违法，保内事无巨细，一一责办，至於承受文引、催纳税役、抱佃宽剩、修葺铺驿、置买军器、科卖食盐，追扰赔备，无所不至，一经执役，家业随破，故有是命。
干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户既有限田，往往假名寄产。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选物力高强官户与民户通差，则役户顿增，下户必无偏差之害。乞此后官户合雇人代役。”诏依，令两浙路先次遵行。
宁宗庆元五年，右谏议大夫张奎言：“乞行下州县，保正止许当本都贼盗、斗殴、烟火公事，不许非泛科配；户长止许专一拘催都内土著租税，不许抑勒代纳逃绝官物，违者官吏重罚。”从之。又臣僚言：“户长催纳苗税，内有逃绝之家户籍如故，见存之户恃顽拖欠，为户长者迫於期限，不免与之填纳。虽或经官陈诉，而乃视为私债，不与追理，势单力穷，必至破荡，此户长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县，如有恃顽拖欠之徒，即与严行追断，仍勒还代输之钱，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从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范言：“民赀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产之家，其输役钱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财，而又俾之执二年之役，是为重复。乞参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县，姑於役人从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输，役满输钱如故。”从之。
役起於物力，物力有升降，升降不ゾ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於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赀产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赀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
然当时推排之，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余，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於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惟受产之家，有司详於税契而略於割税，倘为之令曰“交易固以税契为先后，亦以割税为得业，虽已税契，而不割税，许出产人告，以业还见纳税人”，则人孰有不割税者乎？此亦所以救役法之也）。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户物力如买扑坊场，别无产业，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产物力，即并就一多处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邻乡者，并归烟爨处。又有散在别县数乡者，各随县分并归一里为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则绍兴十四年臣僚奏请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为白脚。必差遍上三等户，方许於得替人轮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处，即从递年体例选差。淳熙十六年，两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几疏数得中。
庆元元年，徐谊尽破秉之说，专用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议。而议者又谓：“物力有高下之殊，乡都有宽狭之异。其折倍之法，可以为宽乡之便，以贻狭乡之害；可利宽乡之中户，以困狭乡多产之家。如以宽乡言之，自物力五百贯而上累至二千贯者，则三倍五百贯之家矣。其在富室，虽使之四年一役，亦未为过。若狭乡自物力一百贯而上积至於四百贯，亦谓之三倍，所谓四百贯之户曾不及宽乡之中产，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轻重灼然矣。”於是从耿秉之议，务要宽乡、狭乡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脚，则庆元五年臣僚奏谓：“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亩，才已分析，便令各户充役，则前役未苏而后役踵至，实为中产之害，须以其分后物力参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脚，充应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许将未分前充过役次，於各户名下批朱，理为役脚，与都内得替人比并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选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一十顷，九品五顷）。封赠官子孙差役同编户（谓父母生前无曾任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应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及曾经省试人，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庶几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为女户，无夫、子，则生为女户。死为绝户。女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坑冶户遇采打矿宝，免本身诸般差役。盐、亭户家产及二等以上，与官户、编户，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绍兴十七年七月指挥蠲免。民兵、万弩手免户下三百亩税赋及诸般差役，不及三百亩辄隐他人田亩，许人告。湖北、京西民义勇第四等户，与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将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文州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凡募人充役，并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故停军人及曾系公人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复追正身。募人不管於雇役之家，非理需索，或凭藉官司之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纠之罚。且保正、副所职，在於烟火、盗贼、桥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赋租，备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执役者每患参役有钱，知县到罢有地理钱，时节参贺有节料钱，官员过都、醋库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扰，透漏禁物之责，捕盗出限之罚，催科填代之费，承月追呼之劳；至於州县官吏收买公私食用及土产所有，皆其所甚惧也。若夫户长所职，催夏税则先期借绢，催秋税则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绝之户，又令填纳，凡此之，皆上之所当察也。高宗皇帝身履艰难，在河朔亲知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至中兴而大备。干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助役户轮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风义，为易乡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广。而当时浮议胥动，多有伺其隙而败其谋者，淳熙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为法意圆备。
及朱文公熹亦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上户、官户、寺观出田以充义役，善矣。其有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钱买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计会减缩，所出殊少。其下户今既被出田，将来不免役，无缘复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贫民以资上户，此一未尽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纳先后之，亦未免有不公之，将来难施刑罚，转添词诉，此二未尽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目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后，贫者或富，富者或贫，临事未免致争讼，此三未尽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轮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轮充夏秋户长。上户安逸而下户陪费，此四未尽善也。”固尝即此四未尽善者而求之，盖始倡义役者，多乡闾之善士，惟恐当时议之未详而虑之未周。及踵接义役者，未必皆乡闾之善士，於是其日开，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其气力足以凌驾，乃私差役之权。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无所考，而雇募人亦不与置；置必受约束、任驱使於义首者，可以教号乡曲，厌酒肉而有余，否则佣钱不支，而当役者困矣。是以虐贫而优富，凌寡而暴孤。
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尽善之，固如此也。
水心叶氏《义役跋》曰：“保正、长法不承引帖、催二税，今州县以例相驱，诃系鞭挞，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预醵钱给费，逆次第其先后，以应期会，名曰义役，然则有司失义甚矣。余尝问为保正者，曰费必数百千；保长者，日必百余千，不幸遇意外事，费辄兼倍，少不破家荡产，民之恶役，甚於寇雠。余尝疑之，官人以牧养百姓为职，当洁身驭吏，除民疾苦。且追则有期，约日以集，使贿必行，应追者任之可也。民实有产，视税而输，使赋必重，应输者任之可也。
保正、长会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费数百千及百余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荡产乎？
且此钱合而计之，岁以千百巨万，既不归公上，官人知自爱，又不敢取，谁则有此？余欲以其言为妄，然余行江、淮、闽、浙、洞庭之南北，盖无不为此言者矣。呜呼！此有司之所宜陈者也。余忝为长吏，不得为令佐自试其术，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惨然。因孙君《义役》书成，辄题於后，以告其得为者。”
按：差役，古法也，其也，差设不公，渔取无艺，故转而为雇。雇役，熙宁之法也，其也，庸钱白输，苦役如故，故转而为义。义役，中兴以来，江、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诸究之法也，其也，豪强专制，寡弱受凌，故复反而为差。
盖以事体之便民者观之，雇便於差，义便於雇，至於义而复有，则末如之何也已。窃尝论之，古之所谓役者，或以起军旅，则执干戈、胄锋镝而后谓之役；或以营土木，则亲畚锸、疲筋力然后谓之役。夫子所谓“使民以时”，《王制》所谓“岁不过三日”，皆此役也。至於乡有长，里有正，则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然则天子之与里胥，其贵贱虽不侔，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其在成周，则五家设比长，二十五家设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则曰闾胥（掌二十五家。六乡），曰ガ长（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族师（掌一百家。
六乡），曰鄙师（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党正（掌五百家。六乡），曰县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长（掌二千五百家。六乡），则中大夫也。周时，邻里乡党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汉时，乡亭之任，则每乡有三老、孝悌、力田，掌观导乡里，助成风俗。每亭有亭长、啬夫，掌听狱讼、收赋税。又有游徼，掌巡禁盗贼。亦皆有禄秩，而三老、孝悌、力田为尤尊，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古之所谓复除者，复其繇戍耳，如三老，盖亦在复除之科。然则谓三老为役可乎）。尝以岁十月赐酒肉，或赐民爵一级，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二级；赐民帛一匹，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三四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为郡，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至於张敞、朱博、鲍宣、仇香之徒为显宦有声名，然其猷为才望，亦皆见於为亭长、啬夫之时。盖上之人爱之重之，未尝有诛求无艺、迫胁不堪之举；下之人亦自爱自重，未尝有顽钝无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汉以来，虽叔季昏乱之世，亦未闻有以任乡亭之职为苦者也。隋时，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词讼，而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诏集议，而众多是德林，遂废不置。然则隋时乡职或设或废，本无关於理乱之故，而其所以废者，盖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轻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时，观监察御史韩琬之疏，然后知乡职之不愿为，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士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也）。唐宣宗时，观大中九年之诏，然后知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差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於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自是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於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然则差役之名，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於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谓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盖服役於比、闾、族、党之官者也。苏文忠公谓自杨炎定两税之后，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钱？然不知唐之所谓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乡职之谓也。二公盖亦习闻当时差役之名，但见当时差役之贱，故立论如此，然实则误举以为比也。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皆非古义也。成周之事远矣，汉之所以待三老、啬夫、亭长者，亦难以望於后世。如近代则役法愈，役议愈详。元讲明差雇二法，为一大议论，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为者，费重破家耳。苏黄门言，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长习见官司，吏虽欲侵渔，无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凡百侵扰，当复如故。以是言之，则其所以必行雇役者，盖虽不能使充役之无费，然官自任雇募之责，则其役与民不同，而横费可以省；虽不能使官吏之不贪，然民既出雇募之费，则其身与官无预，而贪毒无所施。此其相与防闲之术，虽去古义远甚，然救时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丰言其不便者，则谓差役有休歇之时，而雇役则年年出费；差役有不及之户，而雇役则户户征钱，至有不愿输钱而情愿执役者。盖当时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费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钱为不便。又当时各州县所征雇役钱，除募人应役之外，又以其余者充典吏俸给之用，又有宽剩钱可以备凶旱赈救。可以见当时充役之费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钱可以备此三项支用也。若夫一承职役，羁身官府，则左支右吾，尽所取办，倾倒廪不足赔偿，役未满而家已罄，事体如此，则雇役之法岂复可行，雇役之金岂复能了？然则此法所以行之熙、丰而民便之，元诸君子皆以为善者，亦当时执役之费本少故也。礼义消亡，贪饕成俗，为吏者以狐兔视其民，睥睨朵颐，惟恐堕阳之不早；为民者以寇戎视其吏，潜形匿影，日虞怀璧之为殃。上下狙伺，巧相计度，州县专以役户之贫富为宦况之丰杀，百姓亦专以役籍之系否验家道之兴衰。於是民视乡亭之职役如蹈汤火，官又以复除之说要市於民，以取其赀。其在复除之科者，苟延岁月，而在职役之列者，立见虚耗，虽有智者，不能为谋矣。所谓正本澄源之论，必也朝廷以四维励士大夫，饩廪称事，无俾有多藏之恶；士大夫以四维自励，力行好事，稍能以泽物存心。然后锄奸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备，以养其事力。赋敛之簿书必核，无使代逋欠之输；勾呼之期会必明，使受稽慢之罚。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爱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护其腹心，劬劳不惮。既无困苦之忧，不作避免之念，则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义之纷纷哉？不然，举三代以来比、闾、族、党之法所以联属其民，上下相维者，反藉为厉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说矣。
○复除
周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之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舍，役除，不收役事也。贵，若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复除也。老者，谓若今八十、九十复羡卒也。）
《旅师》：凡新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新徙来者复之也）。《均人》：
凶札则无力政（“政”读作“征”）。
《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乡；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给其徭役）。
五十不从力政（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於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诸侯为民，以其亲徙，当须复除，但诸侯地宽役少，故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大夫之家邑，大夫役多地狭，故期不从政）。
汉高祖二年，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乡三老、县三老，复勿徭戍。
五年，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军吏卒赐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七年，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八年，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
十一年，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三岁。丰人徙关中者，皆复其身。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十二年，诏吏二千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以沛为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请复丰，乃并复丰，比沛。又诏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无与他事。
惠帝四年，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
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募民守塞皆赐高爵，复其家（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复一人）。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
三年，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四年，复诸刘有属籍者，家无所与。
景帝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给米粟为糜。鬻，之六反），为复子若孙，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登礼中岳，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崇高，为之奉邑，独给祠，复无有所与。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终身复。
桑弘羊请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时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调发之士益鲜。
宣帝地节二年，诏：“博陆侯功德茂盛，复其后，世世母有所与，功如萧相国。”
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且勿算事。
地节四年，诏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送终，尽其子道。
元康元年，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诏复济阳二年徭役（帝生於济阳，故复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顿县，赐吏人，复南顿岁租一岁。父老叩头言，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
二十年，复济阳县徭役六岁。
三十年，复济阳县徭役一岁。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愿蒙优复。”诏曰：“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桓帝永康元年，复博陵、河二郡，比丰、沛。
灵帝光和六年，复长陵县，比丰、沛。
徐氏曰：“按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之谓也。然西京时，或以从军，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经，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后，以至民产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给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复，其美意至多。至东都所复，不过济阳、元氏、南顿数邑，为天子之私恩矣。”
按：《周官》及《礼记》所载周家复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汉则并赋税除之，岂汉之法优於周乎？曰：非也。盖赋税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则皆受之於官。
其在复除之例者，如所谓贵者、贤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禄以代耕，未尝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谓老者、疾者，则不能耕而不复给以田，且仰常饩於官者也。所谓新氓之迁徙者，则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数色之人，既元无田，则何有於赋税？故只除其征役。至汉，则田在民，官不执授受之柄，亦无复应受与不应受之法矣，故在复除之例者，并除其赋役也。然汉以后则官户之有荫，至单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则有之，亦不复闻有除税之事矣。魏黄初元年之后，始开太学。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
王褒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褒为属。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笔已四十年。”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邱令以为见已，整衣出迎之於门，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揖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役外蕃人，一年还者给复三年，二年者给复四年，三年给复五年。又诏诸宗姓未有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元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给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为蠲使，岁再遣之。
白履忠召拜朝散大夫，乞还。吴竞谓之曰：“子素贫，不г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唐制：诸司捉钱户，皆给牒蠲免徭役（详见《杂征榷门》）。
宋真宗皇帝干兴元年，臣僚上言官势户及将校衙前占田避役之害（见《差役门》）。
仁宗时，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州以为言，遂诏出家者须落为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宁四年，颁募役法於天下。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
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子孙於法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按：自熙宁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势以至僧道、单丁该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输钱，无所谓复除矣。然数者之输钱，轻重不等，其详见《户役门》，兹更不备录。
中兴以后，差役之法，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详并见《户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