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过程

　　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生于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他的祖父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父亲是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母亲是李陵容（孝武文太后）。司马昱共有七个儿子，但前五个都早亡，只有司马曜和胞弟司马道子存活下来。

　　兴宁三年（365年）琅玡王司马奕继承皇位后，司马昱徙封琅玡王，四岁的司马曜则继其父会稽王之位。

　　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大军阀桓温带兵入京，发动宫廷政变，通过崇德太后褚蒜子之命废司马奕为东海王，并拥立琅玡王司马昱即皇帝位，是为晋太宗简文帝，司马曜也就成为皇子。

　　东晋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以来，一直处于士族门阀的轮流支配之下，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除了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稍有作为以外，其他皇帝都是几乎傀儡般的存在。到了简文帝司马昱时，这种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局面更达到极点，桓温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连谢安都视其为“君”，史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而他的野心则是要简文帝“禅位于己”，达到倾移晋鼎的目的。简文帝登基仅八个月便得了重病，于咸安二年（372年）七月二十三日连发四诏，催促尚居姑孰的桓温入朝辅政，桓温故意推辞；五天后，简文帝病情加剧，遂册封会稽王司马曜为皇太子，并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此时的晋朝国运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因为桓温完全可以凭借简文帝遗诏而篡晋自立，这是其他士族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当着简文帝的面撕掉了这封诏书，简文帝被迫同意将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诸葛亮）、王丞相（王导）故事。”随即简文帝驾崩。但群臣中仍有慑于桓温淫威的人提议：““当须大司马处分。”出身琅琊王氏的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说：“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于是朝议确定，皇太子司马曜登基为帝，是为孝武帝。崇德太后又以司马曜年幼，又在为大行皇帝服丧为由，再次命桓温行周公居摄故事，命令下达后，王彪之说：“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此令遂未施行。就在晋室命悬一线、不绝如缕的关键时刻，各家士族门阀联手阻止了桓温篡晋的阴谋，确保了司马曜的顺利即位及东晋王朝的延续。

　　孝武帝司马曜刚继位三个月，就发生了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攻入建康殿庭，掠取武库兵器，欲复辟海西公司马奕的变乱。此乱矛头直指桓温，客观上增加了王、谢等士族抗拒桓温的效果。桓温在宁康元年（373年）二月自姑孰入京，风传他有诛王、谢，移晋鼎的打算，王坦之、谢安等严阵以待，桓温也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一事穷加究治。稍后桓温生病，病中犹要求朝廷为其加九锡，王坦之、谢安等延宕其事。是年七月，桓温死。孝武帝继位之初的危机期总算有惊无险地过渡了。

　　谢氏秉政

　　桓温虽死，门阀政治的格局依然延续。由于孝武帝年幼，为了防止桓温之弟桓冲等谯国桓氏人物继续专权，谢安在桓温死后请出孝武帝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第三次临朝听政。史载：“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谢安和王坦之在拥立孝武帝、匡扶晋室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自然也得到报偿。所以，东晋实权仍由士族门阀把持，只不过由谯国桓氏逐渐转移到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手中。

　　宁康三年（375年）五月，王坦之死，谢安势力更盛，与桓冲分处中外，形成东晋权力结构的平衡。同年八月，孝武帝大婚，迎娶太原王氏名士王濛的孙女王法慧为皇后，其弟琅玡王司马道子也迎娶王坦之的从侄女为王妃，这不仅使太原王氏的影响力继续存在于东晋朝廷，也为孝武帝后期主相相持的政局埋下伏笔。

　　太元元年（376年）正月初一，孝武帝加元服，崇德太后归政，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谢安当权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由于对内要防范仍在荆州盘踞的桓冲势力，对外要对付日益强盛的前秦政权，陈郡谢氏对于武力的需求迫在眉睫。

　　太元二年（377年），谢安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两年后又兼领徐州刺史，驻节北府（今江苏镇江）。谢玄在此期间招募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及孙无终等骁将，整合他们麾下以流民为主的军队，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北府兵战斗力极强，不仅巩固了陈郡谢氏的势力，更为江左华夏政权的存续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抗秦战争

　　孝武帝自登基以来，就一直面临氐族政权前秦的威胁，东晋西部的益州和梁州就在宁康元年（373年）冬被前秦攻陷。太元以后，随着前秦天王苻坚相继灭掉前凉、代国，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对东晋的觊觎之心也就更加强烈。此后秦晋交界的江淮一带形势愈发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太元三年（378年）四月，前秦派苻丕攻打襄阳，荆州刺史桓冲抵御，孝武帝诏命谢玄发徐、兖、青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何谦出兵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兵锋，形成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最终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同年七月，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与攻襄阳之苻丕相互呼应。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到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失守，东晋守将朱序被俘，其后彭城、下邳、淮阴、盱眙先后并入前秦，建康告急，形势对东晋更加不利。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北府兵在君川打败秦军，前秦势力被逐于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尽管西线局势仍不容乐观，但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展开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翌年幽州爆发苻洛、苻重之乱，苻坚忙于平叛，一时无暇南侵。太元六年（381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屡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将大举攻晋的计划公开于群臣，群臣大多反对，强调“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然而苻坚志在必得，一意孤行，甚至已经安排孝武帝当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给他们修好府邸。

　　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至七月，桓冲率众十万反攻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谢玄部下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军声援，显示出大敌当前时东晋内部桓、谢两大门阀的团结。但与此同时，桓冲推荐王荟出任江州刺史，谢安则推出谢輶来当江州刺史，两方冲突又起，最后谢氏让步，孝武帝以桓冲自领江州刺史。这反映出门阀之间的潜在矛盾，为同仇敌忾的表象下增添了不和谐音符。

　　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前秦天王苻坚下诏大举攻晋，试图统一中国，淝水之战终于爆发。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共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绵延数千里，水陆齐进，仅运粮船只就有万艘。同时，苻坚又命梓潼太守裴元略率水师7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向建康进军。苻坚骄狂地宣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就是著名典故“投鞭断流”的来历。东晋北上抗击秦军的总共兵力才8万，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以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北府兵为主力，前往迎战。当时秦军前锋苻坚之弟苻融率30万大军首先到达颍口，秦军初战告捷，攻占寿阳，又截断了东晋派来救援的胡彬军的退路，将其团团包围在硖石。苻坚接到捷报大喜，他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又派在襄阳俘获的东晋将领朱序去劝降晋军。朱序则心怀故国，将秦军部署和盘托出，并建议趁秦军未完全集结，迅速出击。谢石本来是打算坚守不战，听了朱序的话后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主动出击。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强渡洛涧，去攻击对手的5万人马，大获全胜，斩前秦梁成等10将。洛涧之战令晋军信心倍增，谢石继续挥军水陆并进，直抵淝水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秦军隔岸对峙。谢玄见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形势又不容许晋军旷日持久地打消耗战，便派使者去秦营，要求秦军把阵地稍向后退，空出一块地方，好让双方一决胜负。苻坚认为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于是就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结果秦军一后撤就失去控制，阵脚大乱。谢玄率领八千多骑兵趁势抢渡淝水，向秦军发动猛攻。朱序这时在阵后乘势喊叫：“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有很多是强征入伍的，而且由多个民族组成，可谓同床异梦，人心本来就不稳，朱序这一喊，以为真的败了，越发慌乱，争相逃命，几十万军队就像山崩了一样丢盔弃甲的大溃逃。谢玄等乘胜追击，直至青冈（今寿阳西30里）。此时，苻融战死，苻坚中了流矢，单骑北逃，朱序乘乱投奔晋营，东晋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并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如“投鞭断流”、“风声鹤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直脍炙人口。

　　淝水之战后，东晋趁北方大乱之机，收复了巴蜀及山东河南大片失地，一直打到黄河北面的邺城。后来由于翟魏、西燕、后燕等胡族政权的反攻加上东晋朝廷的内斗，东晋在淝水战后所收复的淮北土地至孝武帝末年又大部丧失。

　　主相相持

　　淝水之战的胜利延续了东晋王朝的命脉，但内部的权力结构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则是统治集团的内讧。在门阀政治下隐忍已久的孝武帝司马曜在前秦南侵期间的太元八年（383年）九月便以胞弟琅玡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开始分谢安的权。陈郡谢氏主导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却遭遇功高不赏的窘境。这一是因为长江上下游的桓、谢矛盾，但该矛盾由于淝水战后不久桓冲死去、桓氏暂时无人而化解；二是因为孝武帝、司马道子代表的司马氏皇权向士族门阀的挑战，这是导致谢氏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当时太原王氏的王国宝等人以“谗谀之计”离间孝武帝与谢安关系，再加上谢安本有名士情结，不愿争权夺利，便作出让步，于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翌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去世。司马道子顺理成章地成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随着谢安被排挤及死去，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解除兵权，退就会稽内史，一年后去世，他所节制的徐、青、兖三州也先后被司马道子（兼领徐州刺史）和谯王司马恬（青、兖二州刺史）这两位皇室成员瓜分。谢玄的引退标志着陈郡谢氏的门阀政治落下帷幕，也意味着孝武帝完成了皇权的收回。

　　尽管孝武帝实现了亲政，“威权己出”，但他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君主。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一起沉湎酒色，把宫廷搞的乌烟瘴气，又信奉佛教，宠幸僧尼，朝政日益昏暗。然而，在孝武帝和司马道子“酣歌为务”的表面下，兄弟之间却潜藏着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太元后期的“主相相持”格局。主相相持直接表现为外戚太原王氏内部的矛盾，即孝武帝王皇后出身的王恭一系和琅玡王妃出身的王忱、王国宝一系之间的斗争。太原王氏虽继陈郡谢氏而兴，但既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此前的门阀政治格局已大不相同。司马道子成为宰相后，权势越来越大，袁悦之更劝司马道子专揽朝政，王恭乃请孝武帝杀袁悦之。孝武帝托以它罪杀袁悦之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主相之间的矛盾由于袁悦之被杀而公开化了，这是太元十四年（389年）十一月的事。

　　太元十四年（389年）六月和太元十五年（390年）正月，镇江陵的荆州刺史桓石民和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谯王司马恬相继死去，对上下游的争夺遂成为主相相持的焦点。江陵、京口两藩分别为王忱和王恭所得，到太元十五年（390年）八月，司马道子又以其同党庾楷为豫州刺史。

　　太元十七年（392年）十月，王忱病死于荆州刺史任上，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司马道子欲以王国宝继其弟为荆州刺史，孝武帝自然不乐见荆州这块肥肉落入司马道子手中，他迅速采取行动，不经司马道子所控制的吏部铨选，以“中诏”任命心腹近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与此同时，孝武帝还任命“以才学文章见昵”的郗恢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透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孝武帝在主相相持中占了上风。

　　戏言被弑

　　孝武帝的皇后是“嗜酒骄妒”的王法慧，她在太元五年（380年）去世，此后孝武帝未再立后，而是宠幸淑媛陈归女和张贵人。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二十日，孝武帝在后宫清暑殿中与张贵人一起喝酒。孝武帝喝高了，对张贵人开玩笑说：“你年近三十，美色大不如前，又没生孩子，白占着一个贵人的名位，明天我就废了你，另找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张贵人听了后内心妒火中烧，而烂醉如泥的孝武帝毫无察觉，玩笑越开越厉害，张贵人遂起杀心。她先让孝武帝周边的宦官们也喝醉，等孝武帝和宦官们纷纷醉倒睡去后，她召来心腹宫女，乘孝武帝熟睡之际，用被子把睡梦中的孝武帝给活活捂死了。

　　随后，张贵人谎称皇帝于睡梦中“魇崩”。中书令王国宝深夜前来，叩打禁宫的大门，打算进去替皇帝撰写遗诏，被王恭之弟侍中王爽阻止。而当时司马道子（已徙封会稽王）也终日声色犬马，由其子司马元显执政，这对父子原本就站在孝武帝的对立面，正当主相相持中被孝武帝一方压制，对孝武帝之死求之不得，因而对张贵人不予追究。皇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晋安帝的智力残疾程度甚于晋惠帝，自然也不会追究父皇之死。史学家吕思勉怀疑孝武帝以酒后戏言而被张贵人所弑乃真凶散布的谣言，但他被宫人弑杀应属无疑，从而暗示孝武帝之死很可能是司马道子父子及其党羽王国宝等人策划的阴谋。

　　司马曜死后，谥号孝武皇帝，庙号烈宗，与孝武定皇后王法慧共葬于隆平陵（今南京钟山之梅花山）。